作者文章归档：范馨雷
富裕的中国年轻人更愿意在外国奢侈品牌时尚上花费，即便他们不太认识那些标签。现在，中国人和其他一些机构正和精品奢侈品牌签署授权协议，在中国设计和生产时尚产品，甚至购买永久使用权。
当授权成为趋势，一些其他公司也尝试把中国生产的品牌带向全球。
不管他们的途径如何，都是想利用外国奢侈品牌的盛名和中国消费者对进口商标的热情大挣其钱。他们生产的授权是商品始终价格高昂，从而跟上奢侈品牌的形象。
他们从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埃尔卡丹学到了一课，后者在二十年前把他的同名品牌授权给超过20个公司生产低价产品，这大大“玷污”了品牌的形象。这些就大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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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有价值的商场或商业街无非有两种特征：1，某种业态高度聚集，如电脑城、餐饮街等；2，业态有机组合，形成“一站式”的消费场所。但这两种情形很少会自动形成，开发商或者运营商的努力不可或缺，需要精心地规划、辛苦地招商和小心地运营。很多专家建议商业零售物业必须持有，正是出于这一点，业权分散的物业难以协调一致，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投入，因而不得不随波逐流，物业价值大打折扣。
从物业运营、增值角度，尽管商铺出售是个伪命题，但在现下之中国，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开发商普遍弱小，无力持有，大宗物业缺乏流通渠道和退出机制，而民间散户资金嗷嗷待哺，商铺出售倒成了买卖双方郎情妾...
毋庸讳言，70/90政策是一个缺乏周全考虑的应对之策。可以想象，在三十年后，面对同样房龄的小面积旧房，就会联想到当年曾经有个政策，造就了大量的小面积单位，正如四十多年前主张“大鸣大放”导致今天很多属猴的人等名字叫“鸣”。
透过这个糟糕的政策，可以设想政策的制定者的初衷是强制发展商大量开发小面积的单位，令收入中低的阶层也能买得起房子，从而打造更为和谐的社会。但是结果真的是这样吗？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决定房子的价格的因素除了面积还有单价，最近几年房子变贵了，主要不是单位面积变大了，而是单价在疯长，用抑制面积的政策，只能令到我们想到一个成语，刻舟求剑。
房价高企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个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
对于重大的项目和经济活动，政府支持或者反对，对项目的成败或者投资效率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即便在自由经济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政府公关就成为大项目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甚至派生出专门的公司承接有关政府公关的业务。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公关并不代表腐败和行贿受贿，权钱交易仅仅是其中的灰色部分，并不普遍存在。
房地产业是很典型的政府公关需求旺盛的行业，尤其在中国，无论从拍地、规划审批、证照办理等等方面，无不若隐若现有政府干预的背影。对于任何一个房地产公司，政府公关都成为重中之重，直接影响资金的效率和利润。毋庸讳言，房地产行业黑幕重重，从每年大量的主管房地产的土地规划部门领导落马的状况就可以看出来。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总量；微观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脱离了政治，没有强权，这两个论点都是千真万确，无非一个是从一个较长的时空范畴来讲述，一个是从瞬时的状态来描述，用数学的话讲，一个是积分，一个是微分。但是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价值区别巨大，则无法用这样的理论解释。
解释某种现象的理论可以分成主要理论和次要理论，在以国别解释价值问题的时候，上述的理论则是次要理论，主要理论是：某些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通过政治的手段、军事的手段高估自己国家生产的价值，而去矮化其他国家生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国际价值体系。比如，...
我们在外面经常看到一些写字楼，很多标榜是5A写字楼，很难用、很难看或者感觉有很大的不对，一些发展商目前也正在用着很多顾问去发展那些让人很难受的写字楼，不禁疑问，做一个好的写字楼真的那么难吗？照我说，在众多房地产种类之中，写字楼是唯一可以标准化，可以几乎不看现场就能确定楼的情况从而进行各种判断和作业的物业品种，当然，这里是说5A级的，或者向5A级靠拢的写字楼。
写字楼的“优质”不仅仅指硬件的优质，同时必须具备相当比例的有国际知名度的用户，即所谓“优质”的用户。因此，优质写字楼不可能出现在非主流的商业地带，毕竟太少的国际品牌公司会选择一个远离公众视野的地区作为办公所在；另外要明确的是，所谓优质...
在讨论商业模式之前，先分享一个有趣的案例。笔者由于工作关系，需要在北欧访问，曾经造访芬兰东部湖区一个叫萨乌林纳的地方，靠近俄罗斯，是个比较著名的夏季度假圣地。萨乌林纳的著名除了因为欧拉维林纳城堡之外，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四十年历史的夏季戏剧节。这个戏剧节的组织形式和我们常见的电影节、艺术节非常不同，更多是象个旅游主题节目。萨乌林纳市镇不大，人口也较少，只有在欧拉维林纳城堡内部有个稍大的正式剧院，但是镇内很多酒吧、餐厅、旅馆内都有个小型舞台，戏剧节期间，每晚在大小舞台都有各种演出。这些演出有的是比较正规的戏剧，更多是演员少、道具简单的娱乐性、先锋性的演出节目，演出单位也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各类专业...
陈水扁意欲把责任全部转移给其配偶吴氏，以达到切割罪行的目的。而吴氏非公职人员，且健康状况有问题，即便获罪，也是轻罪，而且可以保外就医，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的罚责。可是，陈氏这套伎俩在法理上可行吗？依愚之间，尚有极大的障碍。
第一问，那些说不清楚的钱是给谁的？陈氏自然会把这些钱定义为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政治献金”，而不是贪墨所得。既然如此，那受赠的对象肯定是陈水扁，于是就有了第二问，谁有权调配这笔资金？当然是陈水扁。其他任何人，对资金的使用、调配，都是应该经过陈氏授权或者执行陈氏的指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理解成为按照陈氏的意图行事，陈氏都难逃其责。所谓“过失”是无法说通的，任何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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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沈晓杰的评论《中国房价需降三分之一》之后，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所谓“合理房价”是从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市民的经济承受力来讨论的？如果是前一种，笔者认为只要是将市场上的投机性交易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价格，即是“合理价格”，正如钻石高贵，但是并非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就武断其价格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后一个考量标准，那么我们讨论的所谓“合理价格”其实不再是商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想大多数人都承认，房地产发展商本质上是个商业机构，是没有办法去全面解决社会问题的，这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两个范畴的事情。因此，只有对住房供应事先定性，才能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机制...
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虽然在总体规划方面存在很多硬伤，也偏在上海市区西南一隅，但是一点都没有妨碍其成为上海最成功的商业地区之一。暂时不去探究其中的交通、人口因素，单是在这近二十年生长出来的徐家汇商业生态，凝聚了无数业内先进的智慧和经验得失，就已经是一本极好的商业规划教科书。
笔者遇到很多商场项目在业态规划方面犹豫不决，其关键问题如零售、餐饮、娱乐的比重如何配比，定位中高档还是中低档，如何在商圈成功实现差别化等等。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大部分项目考虑了地段的因素，一部分项目考虑到建筑本身的体量、格局的因素，但是很少项目会想到这和品牌商户的权衡取舍、商圈内其他项目的博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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