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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沈晓杰的评论《中国房价需降三分之一》之后，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所谓“合理房价”是从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市民的经济承受力来讨论的？如果是前一种，笔者认为只要是将市场上的投机性交易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价格，即是“合理价格”，正如钻石高贵，但是并非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就武断其价格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后一个考量标准，那么我们讨论的所谓“合理价格”其实不再是商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想大多数人都承认，房地产发展商本质上是个商业机构，是没有办法去全面解决社会问题的，这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两个范畴的事情。因此，只有对住房供应事先定性，才能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机制。
其次，作者也提到住宅发展商成本和利润的问题，那就更加有意思了。住宅的主要成本，可以简化成土地和建安成本两大块。建安基本是制造业，一分钱一分货，利润是固定的，主要的利润来源还是土地价值这一块。笔者一向认为，发展商的主要利润，是在于土地价值的时间差，即，售楼时间的土地价值和买地时间的土地价值的落差。因此，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才是发展商暴利的始作俑者。那么是谁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呢？可能有人会责备说，是发展商哄抬的。那么是否可以推论，如果土地涨价的责任在开发商，那么房屋涨价的责任就在于买房者了呢？
第三，作者依照外国的指标，很天真地定义了“合理价格”完全没有考量到中国的供应能力。如果房价果然达到了绝大多数市民都买得起的程度，那么是否我们有这么大的开发能力呢？如果供应能力不足，又让谁先买，谁后买呢？这样何必去定价，干脆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按照干部级别、工龄、现居住水平等计分分房算了。
第四，无论中国的土地是否是公有的，但在住宅开发这个层面上是完全按照自由经济的模式进行的，即，国家充任土地寡头，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法断言中国的住宅价格“理应”比私有制国家的低。公有制给全民的利益返还不是在卖的时候给你便宜，而是把出售后的利润再以某种方式回馈于社会。
笔者的看法和社会主流观点趋同，解决国民住房问题，是有很多个层次的。中低收入的住房问题，通过政府主导，以社会公共产品为主，发展商作为外包单位，其利润既有封顶也有保底；而中高收入阶层的住房供应，则可以完全市场化，可能房价要高得多 ，但是居住人享受的是更好的地段、更好的居住环境。开发商在享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