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大的项目和经济活动，政府支持或者反对，对项目的成败或者投资效率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即便在自由经济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政府公关就成为大项目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甚至派生出专门的公司承接有关政府公关的业务。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公关并不代表腐败和行贿受贿，权钱交易仅仅是其中的灰色部分，并不普遍存在。
房地产业是很典型的政府公关需求旺盛的行业，尤其在中国，无论从拍地、规划审批、证照办理等等方面，无不若隐若现有政府干预的背影。对于任何一个房地产公司，政府公关都成为重中之重，直接影响资金的效率和利润。毋庸讳言，房地产行业黑幕重重，从每年大量的主管房地产的土地规划部门领导落马的状况就可以看出来。但是，通过灰色途径运作政府关系是越来越困难，尤其在上海等法制程度已经很高、政府官员落马成本也很高的大城市。很多发展商，特别是新发展商，在上海的人脉关系没有打开，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和政府的关系，笔者听说过的案例，往往都需要一年时间，才算真正能做上项目。大部分发展商对于上海的政府公关不得其法，片面认为经常请官员吃饭、唱唱卡拉OK、给予一些贿赂就是工作的大部分了，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上海的政府官员素质比较高，待遇也很好，而且政绩卓越者在仕途上有很大的空间，不值得为了不太大的利益放弃前途；而且，官员在上海获取灰色利益的机会很多，不是彻底安全和彻底诱惑，是很难伸手的；至于一些请客吃饭、娱乐活动，相信对于有量级的官员，非但不是一种享受，更加是一种负担。那么，如何在上海进行政府公关呢？
从根本上说，能够提升官员政绩的项目，是为其所喜闻乐见的。无论哪个地产项目，必须做到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的环境品质、带来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当然，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发展商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量项目的可行性的，这就需要做足文章，通过各种手段把有利政府、有利地方的亮点显现出来。比如，住宅项目在哪些方面能够活跃区域的住宅品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商业项目在区域有怎样的先导作用等等。当然，这些工作不是仅仅通过一个报告、几个汇报就达成的，而是需要精心策划，通过一些专业机构研究和代言、安排有关领导考察其它实例等等方法逐渐让有关官员理解、相信和支持。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有用的项目能使政府官员真正突破心理防线，变得愿意和这个项目的发展商接触和协调，从而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好条件。
其次，如果仅仅是一个好的项目，政府给予的支持是有限的、常规的。但是发展商往往有些个性化的需求，比如希望容积率突破一点点，建筑高度突破一点点，商和住的比例改变一点点等等，应该说，这些倒是一般发展商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些小的条件，能够使一个项目从一般赢利变得很赢利，或者带来其它有利操作的便利。这就要求政府方面能够法外施恩，给予特别的照顾了。可是，上海的政府官员偏向于稳健和保守，对发展商额外的支持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承担了一些压力和风险。要达成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详实的论据，证明某种改动的必须性，使得有关官员在面对他们的压力的时候，有充分的筹码去回应；另一方面，在项目以外，对于官员管辖范围内的政务，提供着人痒处的帮助，使得有关官员存在“知恩图报”的压力（在上海，这个原则是普遍存在的），至少的确不可为的时候，也能据实以告。
这里面有个和官员私人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门艺术。在中国办事，不能够也不需要通过影响议会立法来取得有利的政策，几乎全部是行政部门说了算。而所有行政部门，无一例外都是首长制的，那么和行政首长亲疏，直接影响到政府回应的准确程度。房地产行业中多的是需要政府关照的小环节，是模棱两可，提不上台面的，不可能外包给公关公司去执行，需要发展商自己上下打通、亲历亲为。一些公司的老总，不是很情愿过多和政府沟通，寄希望于聘用能干下属打通政府关节，这真是一个不值得推荐的做法。企业首脑和政府领导直接的个人关系，一方面使得有关领导愿意释放更多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在得到有关信息之后，企业领导给予的反应也会更加即时、准确。这种私人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些技巧的，需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上海的官员关注三个方面的事情，依此为：如何提高政绩，结交些有实力的朋友，扩大见闻提高水平。要做成具体的事情，仅仅交往首长依然不够，必须在公司内部配备专门的班子，和政府的执行层面从上往下配套公关，也许比较低层的层面需要有些娱乐应酬和现实的利益。
帮助政府官员提高政绩具有重大意义，是从公私两方面拉近了和官员的关系，然而，这的确不容易做到。在一个政府首长心里，也许有十件最重要的事情，其中可能有六件外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么需要企业准确和迅速地获知另外四件是什么，即所谓“痒处”，这也正是要求企业老总亲自和首长建立关系的原因，最大避免信息的损耗（这种损耗真的很大）。而且，能够帮上政府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政府现在并不缺乏财力，愿意给政府花钱的企业也多如牛毛。每个企业成功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长期积累的，可以和政府分享的资源，这也正是政府公关的资本。比如，有些外资能够联合海外的教育机构，给予行政部门提供行政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正好切中了政府要求干部“知识化”的痒处；有些来自外地的发展商能够帮助上海的政府和上海的国有企业跟家乡政府牵线搭桥，为上海找到投资方向、合作伙伴或者销售市场；有些有长期经验的发展商，能够帮助政府的大区域规划贡献很多资源……。可以这样说，凡是那些仅仅花了钱轻易办到的，给予政府的作用毫无例外是事倍功半的。
大的方向把握正确，细节方面也要很多考量。比如，主要首长一般都很繁忙，在不熟悉的时候约见都很难，更不用说让他陪你吃饭，这时候就必须放下身段每天早上提前到首长办公室门口等着，首长往往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早到一刻钟，一般人也不会很早就找领导，因此无形中获得了至少半小时的会面时间；跟首长交流什么呢？这需要非常细致的调查工作，通过互联网、首长同僚、下属等等渠道，了解首长的历史，首长关心的事情、感兴趣的东西等等，每次会面前做些准备，真正的有备而去，如果当事者思维清晰、话锋犀利，又能察言观色，能就首长关注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建议，往往能聊出些具体内容，很快能拉近彼此距离，要知道，首长最多接触的人基本是下属，都是些怕和领导说话的人；创造机会让领导外出进行商务活动，在行程安排等等方面注意细节，让首长感觉到出行的价值，到远埠旅行无疑是个事半功倍的好方法……。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的安排都必须首要考虑“公”的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让首长接受“私”的方面馈赠和照顾。
有很多在政府公关方面非常成功的案例（当然不是那种给领导送钱送房的案例），希望同业能够相互交流，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