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央视的调查采访，“幸福”成为过去一年的流行词。

“你幸福吗”的设问有着或多或少营造升平气象的嫌疑，而期待中的“我幸福”的回答也有着不同程度指鹿为马的虚饰。问题不在于幸福或者不幸福能否言说甚至公开言说，也不在于那种设问形式的强词夺理——你怎么能说自己不幸福？！——而在于提出问题并已经预设答案的采访者的思维逻辑——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GDP及人均GDP增加了若干倍，国家实力的极大增强，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没有理由不幸福！

这是一种简单到粗陋的思维方式。物质财富的丰富是幸福的构成要素，可是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丰富。

幸福或者狭义而言的物质幸福，可以理解为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状态是否满意的一种评价，满意则幸福，不满意则不幸福。根据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个体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不仅与财富有关，还与欲望有关。物质财富一定，欲望越多，满意越少，幸福就越小，反之反然。也即是说，幸福不是取决于财富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财富与欲望的关系。在欲望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财富能够提高幸福指数，但是，财富的增加总是有限的，而欲望的增长却总是无限的。不克制欲望而企图通过财富的增长来实现幸福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实现幸福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色诺芬眼里，苏格拉底一生都在幸福当中。这样说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苏格拉底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哲学，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赚钱的行当。即使作为哲学家他有着很高的声望，周围总是围绕着一群崇拜者，其中包括富有的贵族，但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讲学收取一文报酬。在他看来，赢得朋友比赢得金钱重要，而且，为金钱而讲学可能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苏格拉底生活拮据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吃的是粗劣的食物，穿的是褴褛的衣服，住的是破败的房屋。他一年四季只有一件衣服，那是一件同时可以做被子的斗篷；即使在冬天他也没有鞋子穿，至于穿袜子带来的快感，他从来没有品尝过。他倒确实不在乎这一切，凭借着自己强健的身体和坚韧的毅力，寒冬或者酷暑根本就奈何不了他。就这样一个物质生活条件贫乏到了极点的老夫子，在他的学生色诺芬的眼里，却是一个幸福的家伙。他说，“苏格拉底是一个能以微薄的收入而生活得最满意的人。”“尽管他所有的很微薄，但他却很容易地使它应付裕如。”苏格拉底也经常津津乐道于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将自己树为幸福生活的典范。在苏格拉底的观念里，生活的得好，生活得快乐，满足，幸福，并不需要精致的食物，华丽的服饰，豪华的居所。这些东西都与快乐和幸福无关。物质生活条件的意义仅仅在于满足基本需要，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条件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在色诺芬笔下，经济拮据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同时是一个快乐、满足、幸福的人，就在于他能够很好平衡财富与欲望，供给与需求，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尽管收入微薄，但是，通过节制欲望，他可以将自己的需求控制在供给能力范围内，将支出控制在收入能力范围内。苏格拉底对自己平衡收支的能力很是自得，自制是他一生强调的最重要的德行之一。苏格拉底以为，通过节制欲望，克制消费，不仅可以锻炼思想意志，提升道德情操，还可以实现更多的满足，获得更大的幸福。他说：“不能自制就不能忍饥、耐渴、克制情欲、忍受瞌睡，而这一切正是吃、喝、性交、休息、睡眠之所以有乐趣的原因；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期待和克制之后，这些事才能给人以最大的快乐，而不能自制则恰恰阻碍了人们对于这种值得称道的最必要和最经常的乐趣的享受。”所以，“唯有自制才能带来最大的快乐。”（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72）

苏格拉底将幸福理解为物质生活的满足，将实现幸福的手段理解为通过控制克制欲望，控制支出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在苏格拉底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人们物质需求的充分满足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克制欲望，节制消费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苏格拉底通过节制欲望实现幸福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社会观念。在后来柏拉图的那里，主张国家对个人需求加以控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提倡“自然”的经济伦理观念，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背景下控制需求的反应。

当然，节制欲望，控制需求只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特殊需要。欲望毕竟是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的背景下，扩张需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时，在苏格拉底那里具有合理性的观念就成为反过时而动的观念。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将论证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作为自己最初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