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季鸾主持天津新记《大公报》笔政，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是复刊后的《大公报》，将以国家与民众利益为唯一利益，以社会公理与正义为唯一前提，真正发挥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这种独立的办报意识与主张，在当时，赢得民众对《大公报》的信任，复刊后不到八个月，发行数即有数倍之增涨。
张季鸾之所以代表《大公报》同人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作为刚刚复刊的《大公报》，不得不对现实做出自己“审时度势”的考量。在他们看来，“如果报纸依附军政界的任何一派，都会随着该派的失败而倒台。……早晚革命军会打败军阀”（李瞻：《张季鸾先生传》，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第58期，页228）。
革命军打败军阀，很快被北伐的成功而为历史事实，《大公报》这种“不偏不倚”的办报立场值得肯定，尽管张季鸾本人对“革命”一直持认同的态度。早在光绪十一年，即1905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张季鸾，目睹了孙文等人与梁启超等人关于“革命”还是“改良”那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不仅激发他对政治的兴趣，而且对革命充满了信心，不久即加入同盟会。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一些留学生在日本创办反清、鼓吹革命的刊物《夏声》，张季鸾为主要编者之一，这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起始，也是日后以“言论报国”实现个人梦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辛亥年的《民立报》，到民国五年的《中华新报》，再到复刊后的《大公报》，张季鸾先后写下近三千篇社论或时评（大都没有署名），胡政之所编上下两册《季鸾文存》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张季鸾的文章一向清晰明快，酣畅淋漓，“评论亦多有中肯”(邵瓢萍语)，《大公报》老人曹谷冰曾经这样评价：“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新会”,乃同时代开创一代文风的梁启超。
不过，大凡了解张季鸾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人生价值体系之核心，是以“报恩思想”为内涵和外延的，这几乎决定了他一生的行谊。1934年下半年，张季鸾回祖籍陕西榆林小住，之后在《国闻周报》刊发《归乡记》一文，其中阐述自己的人生观，他这样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人们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堕落，这就是我的思想……”（参见《季鸾文存》，台湾新生报社1979年版，页656）
这一段人生独白，源于个人实际遭遇，“父母去世早，罔极之恩，无法报答”（同上，页655），因此，张季鸾一直称自己是“老孤儿”。而在幼年时代，其父张翘轩为报答刘厚基（同治七年，曾任延绥镇总兵）和蔡兆槐（曾任榆林府知府）对他本人的栽培之恩，“在家里供设两人的牌位，要子孙后代祭祀”，这势必给张季鸾带来深刻的记忆。
在传统孝道与人伦关系中，所谓“报恩思想”是形成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梁启超亦认为报恩是“道德大原之一”，即“中国一切道德，无不以报恩为动机，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人若能以受恩必报之信条，常印篆于心目中，则一切道德上之义务，皆若有以鞭辟乎其后，而行之亦亲切有味……”张季鸾的“报恩思想”与梁氏的观点颇为接近，其中的差别可能在于，梁启超强调的是利与义之间的博弈，即所谓“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也就是一种不待外求而可由内自生的一种道德理念。张季鸾的“报恩思想”则由家而国，由内而外，尽管是“出自真诚，不但没有理论，也不是得诸注入的智识，纯粹是他的天赋秉性的自然流露与身世际遇的必然感怀”，除在孝道上谨守其报亲恩的本份之外，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操危虑患”而克尽报恩情怀，也就是说，原本传统的“报恩思想”被张季鸾不自觉地扩大了，不论对人、事、物，还是国家与社会，均信持“感恩”与“图报”的立场，相对于狭隘的复仇心理来说，多有积极之处。
在抗战时期，张季鸾一方面“痛恨破坏国家统一的特殊势力，不低于侵犯国家独立主权的外力，痛恨盅惑青年破坏团结的某些政党，不下于卖国求荣的汉奸”（郑贞铭：《张季鸾“报恩思想”的时代意义，台湾《近代中国》1990年第79期，页193），另一方面，则又强调“全国国民必须放弃多年来只责骂政府之消极政治观，立即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对国事”（张季鸾语），当然，这是张氏有所指，甚至对“安内攘外”这一政策采取理解之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文章中有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即要他修改，并谓“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李瞻：《张季鸾先生传》，页231），迫使范长江最终脱离了《大公报》。
对张季鸾个人而言，他的“报恩思想”虽然出自至诚，由内而外、由家而国，以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惟国家之独立，民族之幸福”为头等大事，这当然可以理解，只是他本人对蒋介石采取一味支持的态度，甚至说过“要相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这样的话，以今天的理解，怎么听来都有点别扭，或许有悖于“不偏不倚”的立场亦未可知也，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报恩思想”固然彰显中国传统道德之大原，但绝非现代公民意义上的一种认知，个人之于国家，以杜亚泉的看法，其边际不是“漫无界限”的。
刊于2010年9月5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