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07年11月27日上午8时，刘某在普陀区杨柳青路西面人行道上由南向北正常行走，当行走到“白杨小区”通道北面时，恰遇于某骑自行车带人由西向东出小区门口，将刘某撞到在地。刘某当时晕倒在地，不能动弹，在被告和领居的帮助下，原告被送往普陀区中心医院治疗。经医院确认，造成原告面部软组织损伤，4 枚牙齿脱落及颈部扭伤。后普陀区交警支队认定，刘某、于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事故发生后，刘某在多家医院进行了多次治疗，共花费了医疗费人民币37974.75元。2008年9月3日，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出具伤残评定书，认为刘某因车祸受伤，致头面部软组织损伤，致上颌骨缺损4枚牙脱落的后遗症，已经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刘某受伤当日颈部疼痛，压痛阳性等，目前后遗症（感觉麻木等）为其自身疾病与车祸外伤共同参与的结果，上述颈部损伤的后遗症被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
　　后，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于某赔偿刘某医疗费用、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万余元。
　　
　　【调解过程】
　　该案立案后，被告于某即委托我所律师对起诉书进行了答辩。我们提出以下答辩意见：一、刘某提供的医疗费证据中包含刘某因在VIP病房接受治疗，该VIP病房系特诊病房，费用明显高于普通病房，费用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二、刘某颈部损伤的后遗症并非完全是因本案所致，而是由于其自身原有疾病与车祸外伤共同参与的结果；三、刘某提供的医疗费用清单上有很多属于妇科疾病的药物，并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部位所必须的治疗。而刘某坚持认为，医疗费用清单上所列的费用均为合理必须的费用，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他的请求。鉴于双方的分歧较大，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了面谈。
　　基于对案情的把握及与当事人的沟通，我们分析了本案中存在的潜在诉讼风险。一、因刘某在VIP病房接受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究竟真正属于“合理费用”，我们负有举证责任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我们将承担VIP病房费用为不合理费用的举证责任。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十足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该VIP费用为不合理费用。如果我们举证不能，我们必须完全承担该VIP病房费用。二、我们主张的“刘某颈部损伤的后遗症并非完全是因本案所致，而是由于其自身原有疾病与车祸外伤共同参与的结果”，从定性上而言，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如何从定量上区分，哪部分是基于刘某自身的原有疾病所致，还是因车祸损伤造成的，并不是很明确清晰的。终竟是原有疾病是造成颈部损伤的主要原因，还是车祸是造成颈部损伤的主要原因，这尚未定论。而且，对这一事实，我们又负有举证的责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刘某所主张的费用里面，包含了部分非合理费用。确定的非合理费用如妇科疾病的药物费用；另有不完全确定的非合理费用，如果我们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VIP病房费用并非必须合理，这部分费用也将变为非合理费用，而不予赔偿。综合起来看，在本案中，当事人双方都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沟通与努力，本案应该可以通过调解解决。于是，我所律师与委托人于某进行了多次讨论分析，最终于某同意尝试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本案纠纷。
　　我方律师代表于某即时与法院进行了沟通，法院也很快征求了对方的意见。最终，刘某、于某双方均基于合意做出了相应的让步，该案通过调解完满解决。
　　
　　【调解心得】
　　我们认为，在调解中，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把握案件事实，分析法律关系，对潜在的诉讼风险进行基本的判断与考量。调解的过程，其实是当事人双方平等博弈的过程。博与弈，是进是退，都必须基于对谈判底限的把握。而把握案件事实，分析法律关系即是把握谈判底限的过程。如该案中，经过律师的测算与预估，于某承担的赔偿金额在1万-4万之间。对于某来说，1万元是本案中需要承担的最低风险，4万元是最高风险——这即是双方调解协商的基础，也即是对诉讼风险的判断与考量。
　　2、做好调解方案，掌握节奏，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律师作为专业人群，职业素养的积演和法律风险的熟知使得律师应当有这样一种义务：为当事人握好筹码，掌握好节奏。当调解进入僵局，律师应该善于做出适时合理的让步与推动，使得调解继续深入。调解方案的好与坏，我们认为并不会拘泥于章法，但一个好的调解方安一定是既得使调解艰缓前行不至失败，又争取了委托人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