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不仅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同时它也冲击着经济学理论，带给经济学家们深刻的反思。本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这种完全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制度安排和规模上，同时也体现在经济社会信息传递上的完整性和完全性。这种完全的信息传递使得企业和个人不仅对经济社会充满着信心，同时，也能合理地预期未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抉择。于是，市场得以出清，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安排。新古典学派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至理名言。与此同时，它也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一种代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由于新古典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是那样的完美，因此，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应最大可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政府则被要求尽可能的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按照新自由主义，任何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放松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

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的“滞胀”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此后，柏林墙的推倒和苏联的垮台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推出更是新自由主义向外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更为具体的表现。

当意识形态开始左右人们的思想时，科学和理性开始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已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而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当政府想对经济有所作为时，新自由主义者会不失时机地尊出“自由”的旗帜。当然，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大环境下，人们的选择似乎也越来越广，机会也越来越多。

在金融领域，这种由过分的开放和自由所带来的选择和机会又最大限度地诱发了人类本身之最大的弱点：贪婪和欲望，其结果必然是信用的无限扩大，并由此而造成金融体系的异常脆弱。于是当这一脆弱体系中的某一资金链开始出现断裂，危机就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飘洋过海，席卷世界各地。因此，如果我们要追究这场金融海啸其理论上的震源，以“完美市场经济假说”为中心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必难逃其咎。

然而，如果市场经济并不如新古典所描述的那么完美，如果市场经济时不时会给我们带来危机、大萧条和金融海啸，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市场经济？事实上，金融海啸似乎已经让某些经济学家重新想到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告别危机，而且可以预计，类似的危机今后肯定还会发生，甚至将越来越频繁。

市场经济的非完美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它。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提高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不断地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的活力和优越性。因此，金融海啸给我们的呼唤并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更应该是如何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当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合理和清晰的认识后，我们就有可能采取措施来弥补市场的可能失灵。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对市场经济的解说也还存在着一种与新古典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将无法体现新古典的完美市场之假说。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市场经济决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主要企业制度和行业特征；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全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未来对它们来说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市场价格的调整也通常具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然而，凯恩斯又同时认为，市场经济的这种缺陷和非完美性是可以通过政府对市场的作用而得以弥补。为此，凯恩斯为我们提出了药方：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凯恩斯看来，当政府采用这些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时，失业就会减少，市场的失衡将能得到修复，特别是当这种失业和失衡达到足够大的时候。

然而，凯恩斯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断挑战。由于它对市场经济的解释无法体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至理名言，因此它与西方主流社会一向引以为豪的价值观相冲突。与此同时，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其体系不够完整（如缺少对微观基础的讨论等）。于是，当进入70年代以后，当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无法治理“滞胀”这一难题时，凯恩斯主义终于被新古典所取代，其思想不仅在学术领域被逐渐淡化，而且其政策主张也被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所雪藏。

然而，金融海啸（及之前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再次证实了凯恩斯的“非完美”假说是对市场经济之更为真实的解说。尽管凯恩斯所提出的药方并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尽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认为其理论体系不够完整，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凯恩斯主义，相反，这些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创新与补充的地方。

毫无疑问，金融海啸将在学术界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声音，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理论和声音将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或者它将和凯恩斯主义相暗合，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是温和居中的理论，是第三种声音。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分为二”（字面含义上）地看待事物，“红与白”、“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等等，却对两极之间的广袤调和态度轻佻、漫不经心甚或熟视无睹。究其原因，或许“中间”便失去了鲜明，故难造成“狂抓眼球”的轰动；或因“调和”便失去了对约束条件的简单化处理，使得思维方程从一元、两元一跃成为复杂的多元，实在消耗脑力；或因“缓冲”便失去了明确的敌手，使得那些由人类伊始便扎根心中的竞争意识所演化成的斗争哲学难为淋漓尽致的洋溢。

然而，“中道”与“中庸”是世界文化史中人类共同的诉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有黄金分割的中道哲学；印度的佛教同样有中道的思想；而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更是以“中庸”闻名遐迩。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治以乎，其显能德也”。所谓“中庸”，即“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它体现了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及“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文化的深层架构。

因此，我们在学术界呼唤第三种声音，尽管此种声音在许多情况下因没有站队而缺乏大后方的掩护、支撑与声援，但它往往集第一、二种声音之优点于一身，并能有效弥补它们的缺欠，因此常常是温和而没有偏颇的；同时，第三种声音避开了意识形态之争，避开了因争论而争论、因反驳而反驳的亢奋，于清净淡薄又沉稳缜密的土壤中便更容易结出客观性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