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苏跃龙
据公开报道，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申请人(债权人)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西路支行提出的对被申请人(债务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受理该申请的裁定书已于2008年12月23日送达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三鹿破产引起强烈震动。三鹿进入破产程序的消息传出后，23日， 400多个代理商地云集石家庄，追讨因召回问题产品而垫付的10亿元退货款。石家庄市政府已为三鹿赔款筹集9.2亿元，在与经销商谈判中，市政府官员泪洒谈判桌。为筹集款项，石家庄市政府已将政府南院、西院和一个下属酒店抵押，并承诺，保证履行原来和经销商签订的合同，元月10日确保再支...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苏跃龙
题记：早有意写出此文，因时间原因几次置笔。此文既成，又闻法院已受理申请三鹿破产的申请，但感本来只作为个人探讨，未尝不可公之于众，所以还是发表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来交流。
三鹿重组和其风险处置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依法选择最佳并且可行的重组及处置方案并尽快实施，早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三鹿的重组和风险处置，存在诸多可选方案，如资产处置、财产租赁、企业承包经营、企业托管经营、从事委托加工、增资扩股、整体转让、债权转股权、清算和破产等，上述方案中，哪一个方案最适合目前实际情况，属于最佳方案，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笔者...
摘要：笔者办理了一起典型的物业招投标合同纠纷案件。由于招标代理机构未善尽职责，招标文件表述模糊并且未答复投标人相关咨询，导致某物业公司投标遗漏了一大部分物业项目，根本不能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评标委员会成员又不负责任，评标过程中竟未发现投标内容与招标项目严重不符，因该公司报价低综合评分高而评定该公司中标。招标人向某物业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才发现该公司不该中标，拒绝与该物业公司签署物业承包合同。笔者通过该案件来探讨此类情况下中标通知书的效力以及招标人、招标代理人、投标人各自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并对评标委员会法律地位和责任问题进行探讨。
某大型企业对物业服务项目实...
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一份由广东代表提出，32位代表附议的提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份提案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
1998年12月初，李鹏委员长在会见德国《商报》记者时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他还说：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同时谈到新闻立法和新闻自由。
1998年初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舆论监督，新闻媒介确实强化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同时媒介也反复呼吁制定新闻法，保障舆论监督功能的正...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立法工作的历程
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国外新闻法治的借鉴，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的呼声首先在新闻界响起。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期间，来自新闻界的一些代表和委员就制定新闻出版法和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问题发言，这些发言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在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
新闻立法是整个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做得好，能对未来的转型起很大促进作用。
新闻立法核心在破除人治
新闻立法在中国并非新问题，1908年清政府制定《大清报律》，就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新闻法，后来辛亥以后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一直都有新闻法，当时有的叫《出版法》，甚至还制定《新闻记者法》，只是在1949年以后这个立法没有了。
为什么1949年以后不需要新闻立法，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在毛泽东时代，除了一部挂在天上的宪法外什么也没有。其他法律不比新闻次要的法律也没有，所以为什么要新闻立法呢，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土壤，既然媒体完...
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也毫无价值。新闻除了宣传，就是监督，无监督不新闻。监督最大的问题是管制，也即政府或执政党以行政手段决定言论自由的程度。我国是实施新闻管制的国家，但管制莫如法治，应以法治代替管制，实现法治约束下的新闻自由。《治安管理条例》、《刑法》都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了各种虚假信息传播的责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和相关法律责任。非法治化的新闻行政管制则实不应该。
在第十一届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上，我听到，近些年来，媒体普遍感到舆论监督呈现如下特点：一、法治环境愈来愈恶化；二、舆论监督空间在压缩；三、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弱化；四、监管部门由被...
传统媒体都是官办媒体或党办媒体，其实都是党管媒体。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言论、出版的基本权利和批评建议权，但正如魏永征教授所述，“权利在民，媒体官办”，在言论的管道系统由党和政府管控情况下，形成“管道决定内容”。这是中国媒体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关键。在此情况下，在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监督上，媒体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并代表社会公众进行自由的批评。哪怕是社会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对非政府部门黑幕事件的揭批，也难以实现媒体应有的责任。所以媒体手脚放开的程度，表达民意的程度，取决于党和政府决定的言论自由的程度。这也是诸多媒体工作者切身感受。说...
（原文标题：央视对达芬奇密码节目首先应当做什么？）
魏永征http://weiyongzheng.com/archives/32014.html
央视对达芬奇密码节目首先应当做什么？新年伊始，达芬奇家居引发的公案成为传媒界最大热点。2011年夏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的达芬奇家居公司“造假门”，在年终最后一星期有了结果：上海市工商局对达芬奇家居案件作出了行政处罚，但后者表示不服要提起行政诉讼；工商局则通过微博予以反驳。而新年第一期《新世纪》大幅报道“达芬奇案中案”，披露央视《每周质量报告》两檔《达芬奇密码》节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