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都是官办媒体或党办媒体，其实都是党管媒体。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言论、出版的基本权利和批评建议权，但正如魏永征教授所述，“权利在民，媒体官办”，在言论的管道系统由党和政府管控情况下，形成“管道决定内容”。这是中国媒体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关键。在此情况下，在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监督上，媒体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并代表社会公众进行自由的批评。哪怕是社会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对非政府部门黑幕事件的揭批，也难以实现媒体应有的责任。所以媒体手脚放开的程度，表达民意的程度，取决于党和政府决定的言论自由的程度。这也是诸多媒体工作者切身感受。说媒体的立场直接代表公众，是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当然是伪命题。在央视毒毛巾案件判决中，北京一中院认为毛巾涉及公共利益，民事主体对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批评和苛责，应予容忍。其实真正了解该案的人，都知道是媒体的构陷引发不明真相的公众的群怨。在这里，媒体既不代表公众的立场和意志，也不是与公众地位和权利并列的主体。

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导致的传媒世界的革命，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网站、论坛、博客乃至行微博等，人人可以通过自己注册的网络媒体在网络空间发表见闻和意见，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第二管道系统，人们称之为自媒体或称新媒体。传统媒体被学界称之为体制内的媒体，自媒体被称为体制外的媒体。

媒体官办体制与民间意志的表达形成巨大裂口，自媒体无疑弥补了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宪法权利得以实现。在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并行的时代，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相区别甚至相对抗，又有交融汇集、相互补充。两个舆论场的色调不同，以致于网民戏之为“看一天天涯杂谈，需看一周新闻联播疗伤”，“如果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新闻联播里”。两个舆论场的色调形成极大反差，从其反差可以看到传统媒体的意志和取向，表达民意的水平，可以看到其是否具有广泛深入的舆论监督的可能性。

将自媒体象传统媒体一样纳入管制，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将自媒体实现政府“主办”或主管官派（即取消自媒体），不可能将自媒体的所有管道安置“警察”。关键词过滤，属于因噎废食，是最愚蠢的手段，因为任何关键词，在一句话或一个语段，会产生肯定或否定的不同判断或褒贬色彩。关键词过滤，屏蔽了某一方面所有正面或负面信息，等于不让人公开谈论关键词所涉及的某方面的事情，非公开的小道消息便可能大行其道。关键词过滤，是于河流中设淤，脉管中结石，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言论分为发表事实，表达观点。对于新媒体上事实的发表，无论真实与虚假，都不可怕。网络时代的虚假信息，其生也快，其灭也快。流言的传布是因真相不说话。对于观点的表达，执政者应该意识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并不是什么好兆头。真理需要验证，不怕、甚至需要与谬误进行辩论。观点可以有对错，但必须捍卫说话者的权利。不同意见的讨论，如果允许，并且不是简单地给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才会产生真知灼见，才可能形成共识。只有用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和谐，才能进步。《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其意为，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管理河流，应疏通使其无阻，治理百姓，应疏通让其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