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党的四大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迎接大革命高潮。
一、 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1、中共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许多共产党员成为当地国民党改组的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俄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先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国民党政治顾问，协助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纲领，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革命内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2、国共合作推动革命群众运动。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在工人运动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从二七惨案后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3000多华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复兴的信号。同时，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军组织。其中，从1924年7月起，广东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拜、阮啸仙、毛泽东等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此时的学生运动亦针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开展斗争，形成了第二次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各地学联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件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不平等条件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3、中共力量日益壮大。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至四大前的两三个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4人，青年团员人数达2365人。同时，中共在经过5个月的国共合作后，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蔡和森回忆说：“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和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另一方面，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中共在准备召开四大时，希望能从共产国际得到指导，并请其协调与鲍罗廷的关系。为此，陈独秀曾特意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再次来华。
1924年11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派维经斯基再次来中国，以协调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与歧见，并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于11月底12月初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调处了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关系。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委员们对于各种草案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最为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各委员的见解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陈独秀他们的观点了。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次大会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三大上“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另外，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了。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中共四大召开和缓和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
3、国民党左右派分化。
在国共合作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凸显出来，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1924年7月23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空前的大变动，如何面对革命的新形势，如何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已经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1、基本情况：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址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是租来的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课椅，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了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代表有：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江西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直隶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由于缺少原始文献资料，关于四大代表的名单，全靠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某些片断材料，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本文采用了其中一种说法。)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 。同时，“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能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同时，代表们也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失误以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最后，大会希望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在四大前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
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告，他还临时提议，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谴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的分裂活动。草案宣读后，由于很多四大代表不熟悉联共（布）的情况，好久都没有人表态。最后经过彭述之解释说明，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各地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情况，其中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着重谈了广东的军事状况。因为瞿秋白、谭平山在会议进行4天后才赶到上海，为了等待他们，会议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了16日讨论。
2、争论和决议
四大召开时，组织了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对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各项议决案草案加以讨论和审查，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讨论和争议最为激烈，主要的争论焦点有：一是有些人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坚持此说的列席代表张申府在会上重提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的原稿中，提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最后的议决案中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李维汉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四大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十分可贵的。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
党的四大，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大会一致同意新执行委员会名单，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９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棠５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另外，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从四大开始，我党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称改为“总书记”，将原各级执行委员长改称“书记”，这一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绩
1、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是党的四大最为重大的历史功绩。
四大认为，中国正处在军阀统治加速崩溃、人民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时期，在主个时期，中国各个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有不同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其经济基础：大部分依赖外国资本，另部分勾结军阀!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尤其在广东，他们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具。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且往往联合一致来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主要指纺织、面粉、火柴业等民族工业，”它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农民在地主重租、官厅苛税等压榨下，参加了反抗运动，表明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分子都希望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革命中亦能起相当的作用。无产阶级是”最受压迫最有集合力“、“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不但“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而且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以前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都妥协或流产了，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运动，不但使这一运动加了新的力量，而且使这一运动有了“新的意义”，就是“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才能够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全党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特别提出，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的地位，带领其他阶级前进，就必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加强党的组织，除上海和广东之外，要特别注意在工人数量集中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无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和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等地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对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党的四大决定在党中央 地方工农部内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
2、“四大”明确提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党的四大，以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为理论依据，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四大指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并且由于与工人阶级有基本相同的利益关，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四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在检查了党关于农民问题政策的基础上，四大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真正保护农民利益，不能犯国民党在南方的错误，即只想利用农民，却不保护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要农民为民族革命战斗，对于农民协会遭受压迫或者被捣毁却不闻不问。而且党在宣传上要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能过于依赖国民政府。
党的四大不仅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介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无产阶纺领导权的主要标志，指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特别重要。四大提出，为充分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党应随时随地注意高发农民的队级觉悟，宣传组织农民，并注意提口号须切合农民实际情况，行动前有充分的宣传屯预备；有农民的政治斗争中，应结合中农以反对大地主；应特别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庆使农民向国民党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民自卫军也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南方农民运动的经验，桂应将应用于各地的工作，从而”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但是，党的四大没有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綀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问题，即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四、 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1、毛泽东为什么避谈“四大”
1925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但没有参加中共四大。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共四大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而此时毛泽东关注农民运动。二是中共对国民党还存在疑虑，而此时毛泽东主张，“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三是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的桥梁作用受到质疑。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毛泽东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第一次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他也来到了上海。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4年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国民党在2月份成立了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此前，毛泽东主要在工人和学生中间工作。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2、彭述之国民革命思想研究
彭述之是中国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之一,曾在理论上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彭述之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并促成中共四大接受了这一思想。不过,彭述之的“天然论”,在当时确如陈独秀所批评的那样,即在实践上“既没有主观条件,也没有客观条件”。无论在战略理论上,还是在革命策略上,彭述之都无法解决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实践问题。他最后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不是进行直接的领导,而是对各种社会力量施加影响”。这被认为是他主动放弃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
彭述之国民革命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除了坚决反帝反军阀外,还有强烈排斥甚至反对资产阶级的倾向。同时,他对军阀及其战争的根源的认识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更多的是从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角度来认识军阀及其战争,而没有认识到其也是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所以,他从理论上忽视了由军阀战争的国情背景决定的中国革命的战争特质,没有深刻认识到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