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热传一个新名词，叫“儒家宪政”。虽被多方质疑、不断遭遇否定，但隔三岔五仍有人提出来。

　　这其实是两个不远万里拉来组装的名词。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有“儒家”，古希腊有“宪政”，两者各行其是，不知彼此。

　　“儒家宪政”是当代东西方文化大融合背景下产出的新名词，要弄明白它的含义，先得搞明白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宪政。

　　儒家准确叫法是“仁家”，就像墨家准确叫法应该是“兼家”。它们与道家、法家等诸家并列。作为一种社会学说，经时间沉淀，它进化成一种文化。因为儒生初始目标为做官，儒学经两千多年发育，生长为一种以政治为主导的文化。

　　作为政治文化的儒学，它的立学之根，就是“仁”。仁的基本含义，是“有等级的爱”。围绕“等级”两字，儒学以爱经营天下，构建出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即是封建宗法，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的核心，是人伦。由人的社会伦理，制定出系列的规范，就叫宗法。所以儒家治国，说白了是伦理治国，或者说宗法治国。宗法伦理，是一种完全的非理性的情感，所以儒家政治从根本上是排斥法律的。因为理性的法律一旦介入，宗法伦理就会势如破竹地遭遇全盘破坏。孔子一开始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需要完全排斥理性，明确规定：必须以德、礼治国。论证依据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此完全反法律、非理性的治国方法，作为学说，喊喊口号问题不大，一旦用进现实，问题会很大。造成的结果，是漫长两千多年，中国从无“民法”。

　　以德礼治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权者必须在道德上抢占文化制高点，而道德的反法律，非理性，注定鼓吹道德会将民众运动起来。道德优胜，造成口号代表一切。高调空洞的口号代替技术理性的实干，即是这一文化熏染下的国民痼疾。

　　儒学一开始并不流行，即使在春秋战国那样动荡的时代，诸子百家，学说可以自由选择，“讲情不讲理”的文化，没有市场。所以孔子在生之时，他的学说黯淡无光，本人也累累若丧家之犬。战国真正流行的，是墨子的“兼爱”，杨子的“自私”。“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其时社会纪实，是杨墨对垒，争夺中国前途，左右中国命运。

　　儒学在帝国集权时代，一开始非但不用，反倒遭遇遭遇沉重打击，秦始皇“焚书坑儒”即是例证。儒家真正被权力抬到中国舞台中央，在汉武帝时，它终于以舍我其谁，独裁专制的面貌登台。汉武帝听信儒生董仲舒的蛊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诸子百家，几乎都被打压，独独儒家遭到追捧，被供奉了两千年。其功罪如何？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判定，中国政治独裁专制的祸害，开始于儒家被捧。《悼武帝陵》一诗，即表达出这一愤慨：“绝大经伦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始为神州种祸胎。”

　　独尊儒术让儒家位高权重，利大名显。但儒家的政治文化被实践之后，真的灵验，一用就可以治国吗？儒生们真多这么认为。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口号都总结来了。

　　这无疑是个自我高大的谎言。打开历史，汉初奉行道家黄老，无为而治。汉明帝佛教传入，一句“众生平等”，颠覆“有等级的爱”，逼得王朝排佛。唐朝奉行道家李老，宋朝实行儒释道一体的“理学”。儒家何时真正治过天下？

　　毛泽东通读历史，也发现其中有谎。他得出“百代皆行秦政治”的结论。秦政治即是法家。

　　自秦至清，一部法家治天下。秦朝政治，焚书坑儒，重用法家。法家是一群国家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理想，宁愿被车裂、五马分尸，也要推行理想。这种冷酷的、血淋淋的政治，如果一旦拿到台面上来，那么社会必定会成人间地狱。于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就成了两千年政治事实采用的手段。儒家事实是块冠冕，是只花瓶。

　　反法律、非理性的儒家是装饰品，理性的、法律的、冷酷的法家，是日用品，这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事实。易中天教授发现了这点，他结论为“半部《论语》忽悠天下”。

　　儒家政治文化温良恭俭让治不了国，理性冷酷的法家治得了国，为什么儒家要做幌子，法家要遮掩呢？根本原因，在于法家之法，只是一人之法，即是王法。

　　儒家的宗法，强调伦理、道德，喊出以德治国，忽悠天下，多少能起点作用。法家的王法，强调理性、公开、公正、公平，事实上也基本做到了，但却只能偷偷摸摸用。根本原因，在于王法本身非法。因为“朕即国家”，自然推导出“朕即法律”。法律既然是皇帝自己从上而下制定的，而且他时刻都还可以代表着，则皇帝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想怎么修改怎么修改。这直接将严肃的万民法律玩弄成轻佻的领导批示讲话。皇帝非理性的情绪即是法律，平民百姓在皇帝脾气里马上成了草芥。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视君为父母；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仇寇”，老百姓凭什么还要相信、遵守、服从？对于这样恶的王法，老百姓惟一的出路，就只有革命。革命就是“变革天命”。孟子将“天意”解释为“民意”，固然为帝国统治者找到了权力合法性。但“民意”若只局限于革命，则非革命状态里，民意暴涨，则皇帝权力哪里来？还是又回到了只可相信不能实证的“君权天授”。至此也就明白，不完全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儒家借“天意”、“伦理”、“纲常”来掩护，刚好可以干这么件蒙人的工作。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没有跳出儒家的忽悠。直到1840年中国的门户被西方用大炮轰开，“君权天授”的骗局，天朝上国的迷梦，瞬间被炸毁了，一同被炸震的，还有中国“君权天授”下的王法。

　　西方炸弹爆响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叫宪法。

　　宪法源于古希腊的一帮自由公民。他们早年通过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建立了一种完全相反于中国宗法制“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社会”，并由此而建立城邦，实行民主制度。经过两千年发展，平等、契约成了他们文化的根，自由成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民主是他们保护自由的根本手段。

　　以“平等”为根，以自由为枝干，西方政治文化发育出宪法。宪法的根本作用，是限制公民自由。

　　这样，中国与西方，王法与宪法，就构成了一种起点完全反向的政治文化。王法靠儒家忽悠来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宪法的一人一票，本身就代表政权的合法性。

　　王法与宪法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在于王法政权从上而下制定法律，法为满足特权阶层而设，官员采用选拔制度；宪法政权从下而上制定法律，法为平衡每一个阶层而设，官员实行选举制度。前者代表“君意”，后者代表“民意”。王法代表法“阴”的那面，只能偷偷摸摸，宪法代表法“阳”的那面，随时光明正大。

　　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治”的中国，分明早有王法，为什么还需要儒家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这也显明地告诉我们，儒家从来就没有真正治过国，儒生从入仕那天，事实是法家手中的一只花瓶。

　　中国第一任外交官郭嵩焘最早发现中国王法制度的弊端，他指出中国落后不在其他，而在制度，他希望中国学习英法宪政。郭嵩焘为自己的清醒付出惨重代价，他被国人当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民族叛徒。

　　郭嵩焘虽死，但宪政的诱惑，以其真理性、正义性，百多年来，一直为国人追捧。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尝试中西方文化对接，而1913年宋教仁力推责任内阁制，1945年毛泽东力促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则都是以宪法取代王法的政治实践。百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的失败。因为，前者将中西割裂，注定过程中会发生剧烈冲突，后者又一边倒，走到了一个极端，造成人心不服，水土不服。

　　如果将中国古代看作“全盘中化”，则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其他三种方法，但都以问题累累，不尽人意告终。我以为今天理性而成熟的做法，是“西方文化中国化”。在坚守中国传统价值的基点上，怎么将西方的个体、个性、民主、自由消化，让它融合成新生的中华文化。

　　既不持其一端，又不偏走极端，则将西方文化、制度的优势方面，如何融合、消化，弥补中华文化、封建帝国制度的缺陷方面，必然是中国未来要做的。

　　那么，作为百家学说中最显要的一家，儒家在今天逐渐可以放弃做装饰品用的时候，是否可以真正被拿来转化，当作法治社会的日用品呢？

　　我以为根本不可能。原因在根子上。宗法与宪法的不共戴天，与王法跟宪法世代宿敌一样。儒家核心是仁，是“有等级的爱”，而宪政的核心是法，是“平等的不爱”。儒家伦理道德，需要非理性，宪政法律法制，需要绝对理性。

　　等级与反等级，爱与不爱，非理性与理性（道德化与法治化），这是儒家与宪政在文化基因上的反差。地球分北极与南极，文化有东极与西极，东极儒家，西极宪政，两种极端的、完全相反的文化，如果硬要融合新生，那就等于藏水于火，藏火于水。

　　如此鲜明若摆的事理，鼓吹“儒家宪政”的知识分子未必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要霸王硬上弓？

　　不排除儒家政治文化经过两千年的供奉，已经被泛化，即被当作中华文化的代名词。而一切知识分子，都几乎被冠以儒生的名头，于是，儒家经典的研究者，本能地借名头扩张，他们试图借此来抢占文化制高点。

　　但知识分子又岂是一个儒生代表得了？春秋战国，知识分子九流十家，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清末民初，军阀割据的缝隙里，知识分子也是门派叠出，各表自家。一个真正的百家同出时代，百家争鸣的结果，是繁荣了各家文化，而不是一家独统。

　　儒家作为一门学说，有其体系化的合理性。但真理从来不可能被一家独掌。儒家近年来饱受争议、嘲讽，根本原因，是儒家阴错阳差老梦想从一个师爷一夜之间变身皇帝。毕竟书教得好只是模范教师，而不好意思称最伟大的政治家。串位或拔高，都会适得其反，作为教师爷的儒家，事实受人尊敬得多。脱去政治外衣，还原文化本色，儒家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

　　没必要再叫“儒家宪政”了。造词过于生涩，甚至远不如“道家宪政”。道家虽然是无政府主义，但它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与宪政理想，并无冲突。道家的小国寡民说法，事实就是最早的“小政府，大社会”概念。虽然道家从根本上远离政治，也无法与宪政完满对接。

　　当然，儒家与宪政今天被拉郎配，也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说明，“宪政”已开始成为共识。除了孔庆东还在莫名其妙地辱骂纳税人，鼓吹类似墨家的“尚同”外，情绪正常的知识分子，对“宪政”都并不排斥。

　　记得《阿Q正传》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咸与维新”者，一种是“不准革命”者，他们同属于跟着潮流瞎起哄者，浑水摸鱼搭顺风车。真正看明白了“儒家宪政”者，也就无非是这两种人的混合而已。

　　儒家什么时候放弃政治理想，回归文化家园，中国的政治，就要较历史进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