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全球化进程引发或加速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其中包括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迁徙、贫富两极分化、环境退化乃至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地球村”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也无可规避地制造、催生并加剧了大量公共卫生问题，并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球疾病谱。当前，无论是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抑或对大众健康的其它威胁，正逐渐变为越来越复杂化且多样化的全球性挑战。
全世界正面临日趋严重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在20世纪，由于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加之其他公共卫生干预的实施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传染性疾病的发病和死亡负担业已大为降低。伴随全球化的推进，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转变。诸如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恶性肿瘤、中风、糖尿病等原先被视为富裕社会独有现象的非传染性慢性病也开始侵扰许多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死于非传染病和伤损的人数也迅速上升，并超过传染病带来的疾病和死亡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2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十分之一的人患有糖尿病，12%的人患有肥胖症。仅2008年，全球约有3600万人死于非传染疾病，约占当年世界死亡总人口的几乎三分之二（63%）。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会不断加剧，未来死于非传染疾病的人数还将继续增多。该《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死于非传染疾病的人口将增至5500万。
于此同时，各种新旧传染病仍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在全球化图景下，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急剧变迁，像肺结核、疟疾、梅毒等性病死灰复燃，并卷土重来。其中，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中的最大杀手，每年夺取约200-300万人的生命。值得关注的是，大流感、疟疾、结核病等传统疾病不断产生变种，并增强了抗药性，从而使这些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变得更加繁复。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即SARS）和禽流感等具有更强传播性与更大威胁性的一些新型传染病，也开始滋生和蔓延。这些传染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演变为跨国越界的全球性危机，因而对全球公共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过程使病媒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将疾病和死亡风险带到地球各个角落。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便是疾病全球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自1981年美国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不管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迄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将艾滋病阻挡在国门之外的。尽管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做出了大量不懈的努力，但艾滋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1年底发布的《2011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2010年全球约有34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虽然新增感染人数有所下降，但新增病毒携带者仍有约270万。
在如今全球化了的世界里，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生发也变得难以逆料，并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动态模式。2003年SARS的降临和传播便是一个明证。该疫情缘于广东，但很快沿国际航线在半年之间迅速蔓延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8000多人发病，700多人死亡。SARS时疫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对一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亚洲各国总的花销和商业损失估计高达600亿美元。继SARS之后，禽流感、甲型H1N1等在全球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也接踵而至。这类传染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不仅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且还影响全球安全。诸如此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还有可能在“地球村”不断上演。
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无疑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人员、货物、资本、技术及思想文化往往以超乎人们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食品生产、制造和销售全球化了，旅游业全球化了，因广告和营销策略的全球传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全球航空公司每年运载的乘客高达20亿之多，在人类和货物快速流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同时，也有可能使传染性疾病随之在短短数小时之内由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一些时疫不但会传播得更遥远，而且有可能扩散到地球每一个角落，从而对星球上每个人构成威胁。全球化有可能使来自异域的地方性瘟疫演变成为全球性灾难。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化意味着人类健康的决定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本国的地理疆界之内，而且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这导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都难以孤军抗击一些全球性疾病的入侵和蔓延。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不同人口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日益体现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上。由于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穷人与富人以及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医疗保健服务利用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放眼全球，因全球化过程而扩大的健康不公平大大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迄今全世界每年仍有1000多万儿童和孕妇死于可以预防或医治的疾病。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之差竟高达几近50岁，一国之内有的也相差20岁以上。这显然都是全球和地方各级权力失衡和社会极度不公平的产物。单靠各国各自为战显然是难以战胜的。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不同人口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日益体现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上。由于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穷人与富人以及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医疗保健服务利用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放眼全球，因全球化过程而扩大的健康不公平大大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迄今全世界每年仍有1000多万儿童和孕妇死于可以预防或医治的疾病。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之差竟高达几近50岁，一国之内有的也相差20岁以上。这显然都是全球和地方各级权力失衡和社会极度不公平的产物。单靠各国各自为战显然是难以战胜的。
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很多公共卫生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多的则是因全球化过程而变复杂化了，或因全球化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了，这一切表明，无论是应对古老或新型的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还是处理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都呼唤各个国家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在卫生方面分担职责并在履行责任时团结一致，以便通过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及时有效地应对这些考验。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使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变得十分迫切且极其必要。世界各国的依存性和脆弱性因而成为刺激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助推器。
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化也促进了全球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鉴于公共卫生干预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福祉的巨大潜力，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介入其中并进行了大量干预。公共卫生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全人类在控制疾病和延年益寿方面从未过像今天拥有这么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手段。不同国家之间在预防、控制疾病和促进、保护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全球性集体行动也应运而生。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框架之下，联合国系统对健康与发展采取了以人权为本的整合性探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据此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瞻远瞩地将健康置于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最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目标中有3项、18项具体目标中有8项、48个指标中有18项都同健康有关。这三大目标分别是目标四：降低儿童死亡率；目标五：改善孕产妇健康；目标六：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而且，作为前七个目标实现手段的第八个目标即是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这是国际社会迄今所做出的最雄心勃勃的发展承诺，也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干预方面国际合作的一个新里程碑。
近年来，有关健康与发展的国际政策与立法措施不断推出，而且愈来愈关注全球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例如，2005年第六届健康促进国际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开宗明义提到，“曼谷宪章确定了通过健康促进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关注健康的决定因素所必须的行动、承诺和保证”。各国在加强全球防范并应对共同挑战上也达成了越来越多共识。其中，《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是国际公共卫生政策新发展的两个标志性成果。这两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代表了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新蓝图。两者都富有远见地阐述了世界各国的共同脆弱性以及在国际层面通力合作加强集体防护的共同责任。
概言之，全球化既导致或加剧了大量跨国化和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新机遇。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重构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政策问题。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不能对健康风险和疾病的全球化掉以轻心。利用全球变迁提供的机会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撞击中寻找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创新战略，无疑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