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的研究与近年来的农村研究似有不谋而合之处。在抗争/底层政治的研究框架之中，中国农民所采用的抗争手段是介于正式的政治参与和非正式的政治抵抗之间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形式，且这些抗争都只针对基层政权。如果农民与国家的联系方式是非正式的，那么，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基层政权在面对农民时，也倾向于采取正式权力的非正式的运作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集权的简约治理”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深入社会之时易于采用“简约治理”，也意味着农民反向的利益诉求同样容易在第三领域这个灰色地带采取“简约”的半正式方式。不过，很显然，在对这种简约治理方式的性质判断上，却有决然不同的两种表现。黄宗智的研究似乎在努力证明，集权的简约治理已经成为“现代传统”，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治理经验的独特的治理方式，且判断其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孙立平等人的研究则只是表明，这种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的表现。而大部分研究则试图表明，这种非正式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恰恰是国家政权建设或国家治理转型并不成功的表现，只有重塑公共权力才有可能扭转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