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所指出的第三领域是相当有洞察力的，认为“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模式的图示相反，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变迁从未真的来自针对国家的社会自主性的持久追求，而是来自国家与社会的第三领域中的关系的作用” ，世纪之交的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印证了这一判断。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尽管普遍认为已经危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农民抗争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进行，且的确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及乡村干部。而税费改革中“倒逼”基层政权变革的效应似乎也在印证“未来政治变革的希望应当是在第三领域”这一判断。不过，从乡村治理的逻辑上看，这种判断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来自于底层政治的研究逐渐表明，农民抗争的政治激情主义尽管仍受到怀疑，但是，几乎所有纳入研究视野的群体性事件都有“越级上访”的情况，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表明国家与农民关系渐渐超越第三领域发生关系，第三领域及集权的简约治理没有解释国家权力的正式的或制度化的治理与非正式治理之间的关系。二是来自于乡土秩序的研究表明，伴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及三农问题的出现，乡村社会的灰色化逐渐成为隐性的乡村治理秩序，与显性的正式和半正式的治理一道成为乡村秩序的主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从这个角度上看，集权的简约治理无法解释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渐趋恶化的乡村治理，灰色秩序的出现，恰恰说明乡村社会出现了异化的复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