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参与，从有序性、规范性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个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2]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相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不符合制度要求，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参与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它属于无序政治参与的范畴。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快速转型期，多元化利益发展使农民对政治参与的需求愈发强烈。农民追求自身利益的主流是通过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这是每个农民都希望采取的方式和渠道。而一旦合法渠道不能畅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会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我们必须清醒的是，中国当前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世界银行组织特别提起警醒的东亚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要防止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3]期。即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时，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累积的社会矛盾此时极易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农村的和谐与稳定，是整个中国和谐与稳定的基础与关键。在矛盾激增、事态突发偶然的转型时期，能否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使乡村治理在良性轨道上和谐运转，关键就是如何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推动农民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与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