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最受关注和认可的户籍制度改革试验中，如在重庆和广东，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局限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户籍的农民，广东省实行的“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办法，也只是针对拥有本省户籍的农民工，改革都还没有惠及到外地农民工。目前在1.6亿跨乡镇流动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中，在城镇居住和工作的占95%以上，在县级城市的占80%以上，跨出省界的占51%。因此，就中国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急需破题的是如何实现跨省流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

　　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从不同的动机出发，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激励不同自然会形成做法各异的制度设计和推进方式，进而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如果全国各地都采取局限于本省户籍人口的改革模式，则意味着流入沿海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农民工，被户籍制度改革所遗忘。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是区域间产业重新配置，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对大量经历了增长由快到慢国家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减速原因的85%。日本在1990年人口抚养比提高以后，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85%，也是由于没有适时淘汰掉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的企业，造成大批“僵尸企业”并拖累银行体系，造成“僵尸银行”。因此，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