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面临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制度性障碍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根源则在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虽然能够自由地进入城市务工与居住，却因没有本地户籍而被排斥在许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之外，包括极其低下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难题、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扶助等政府服务。

　　此外，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经历还表明，农民工不完整的市民身份，还导致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在周期性冲击面前的脆弱性。在2008年和2009年，虽然反映劳动力转移大趋势的农民工外出总规模继续扩大，但是，由于就业波动导致外出务工的总天数出现明显的下降。例如，在2003年-2007年期间，农民工每年外出的就业天数是持续增加的，而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就业天数却不增反降（图1）。

　　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挖掘劳动力供给制度潜力的重要举措。这要求城市化的推进真正以人为中心。为了引导和利用城市政府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应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人口定居的数量，每年增加一部分用地指标用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的用地问题；建立“人钱”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这样，随着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与劳动力供给下降速度之间矛盾的加深，加快改革进度，尽快解决数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