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时节看钟山
——二十国财界领袖研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
（发表于《全球化》2011年第3期，徐洪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
IMF总裁卡恩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四个根源，但他更关注加强IMF地位和作用。卡恩认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取得了非凡成就，经受住了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但是，多年来这一体系也多次呈现出了诸多不稳定迹象：金融危机频密发生、持续存在经常账户失衡和汇率失调、波动不定的资本流动和汇率。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压力来源，威胁到了全球化进展及其带来的繁荣，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根源有四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全球调整机制来解决失衡问题；二是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不定，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超过了全球产出或贸易水平；三是在发生系统性危机时不能可靠地获得全球流动性，各国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提供过度自我保险，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四是全球避险资产需求增长大大快于潜在供给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球金融资产的货币多元化程度相比全球GDP的货币多元化要低得多，导致发行全球避险资产的经济体有着不对称的风险暴露。
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要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他却认为，全球失衡责任在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萨科齐呼吁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他说，如果没有规则，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不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金融泡沫出现和全球不平衡加剧；如果没有规则和监管，世界经济将被迫置于日益严重的风险之中。他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汇率经常出现剧烈波动，比如近期出现欧元与日元升值，并非欧元区或日本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的真实反映；缺乏国际范围的资本管制规则，容易造成各国经济政策的“各自为政”，从而采取单边主义措施。但他认为，经常项目顺差国外汇储备积累过快，目前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加至6.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他把责任推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而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存在的问题只字不提。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没有提出美国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也把责任推向新兴经济体国家。盖特纳表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问题在于各国汇率政策不一致，但没有必要签订新条约或设立新机构，可以通过各国行动来解决。他认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不匹配问题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汇率政策的不匹配带来了很多问题，加大了那些采取浮动汇率制且资本账户更加开放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上行压力，加剧了那些本币被低估的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风险，并最终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人民币加入SDR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挂钩
IMF总裁卡恩认为，SDR可以在促进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步，在SDR篮子内加入新兴市场货币，以促进这些货币的国际化。从长远看，SDR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国际货币体系则取决于其能否发挥更大作用。最近IMF提出的一些设想是：增加SDR全球存量，以有助于满足对预防性外汇储备的需求；利用SDR对全球贸易和金融资产进行定价，从而有助于应对汇率波动；主权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但他并不讳言在朝此方向快速推进过程中将会遇到很多技术性障碍。
盖特纳认为，各国都认同应当调整SDR的货币组成结构，但这种调整很可能是在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他强调，不要过分高估SDR的重要性，这需要一个自然演进过程，SDR不可能取代美元地位。萨科齐和他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都支持这种观点。萨科齐表示，SDR吸纳人民币等新兴经济体货币是承认这些货币在全球经济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现在是制定时间表的时候了。
但是，萨科齐和盖特纳都认为，加入SDR篮子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弹性汇率政策、中央银行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提出的“三个条件”，弹性汇率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条，央行独立性则是一个“新”的提法，而一直约定俗成的该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却被“忽略”了。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也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必须是完全自由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盖特纳强调，美国需要的是市场化的、可以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如果被纳入SDR的货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这将降低SDR资产的流动性；如果人民币不愿意变成自由兑换货币，对其他进入SDR的货币也是不公平的。
中方与会者在吸纳人民币加入SDR问题上有自己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虽然人民币按照别人理解加入SDR的条件“还差一点儿”，中国也正在为此努力，但加入SDR并没有绝对的条件，如果大家都欢迎，中国也希望早一点进去。但是，中国对此“并不着急，有耐心”。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SDR篮子货币应该反映全球经济现状，否则SDR将失去号召力和权威性。毫无疑问，人民币应该被纳入到SDR体系中，但是人民币是否在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步骤；如果走得太快，造成经济不稳定和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不利的。他指出，人民币虽然还不完全兑换，但已有很多经济体都有人民币储备。人民币在中国香港已有4000亿元存款，在周边经济体已经流通，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远远走在了SDR的前面。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指，目前IMF应该更关注扩大SDR使用范围和加快SDR制度改革。他认为，人民币被纳入SDR，长期而言肯定有积极作用，但目前SDR在国际上并不非常流行，中国不能因为短期虚名而让出实利。夏斌认为，人民币是否可自由兑换不应该成为人民币进入SDR讨价还价的条件。亚洲国家应当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国债、股权投资市场，让亚洲的高储备用于亚洲市场发展，同时把美元吸引到亚洲来，要让SDR发挥更多的作用。
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
有关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与会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伦敦商学院教授伊莲娜·雷伊提出，第一，发展美元债券替代产品，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尤其是要发展相互保证的欧洲债券和开放性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第二，将危机期间临时性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固定下来、持久化。第三，扩展IMF各种融资机制，如弹性贷款授信（FCLs）、预防性贷款授信（PCLs）和全球稳定机制（GSM）以及新借款协议（NAB）等，允许IMF直接向市场借款。第四，建立外汇储备资金池机制，将SDR变成真实国际货币，由IMF向参与国提供更多流动性。为防范道德风险，应建立监督机制。第五，为克服资本流动产生的“外部性”，应扩充对IMF授权。
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
关于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存在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大幅度提升IMF地位。卡恩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得到加强，需要各国作出更坚定的多边承诺，为跨境资本有序流动制定一个合作框架，为在危机期间获得资金流动性提供可靠途径以及扩大全球避险资产范围。他对G20相互评估过程和IMF试行发布五个最重要系统性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报告”给予了肯定。法国也主张提升IMF地位。萨科齐表示，IMF只对经常账户而不是资本账户提出建议，这是不合理的。日本副财长玉木林太郎支持IMF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观点，他建议给予IMF负责金融稳定和资本账户监管的新职责，但也要关注某些成员国因此陷入道德风险。
第二种观点：建立世界中央银行。有两位代表性人物，一位是蒙代尔教授。他认为新的全球中央银行，不应建立在IMF体系之上。现在应该削减IMF作用，要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建立世界中央银行上来，让后者处理全球货币问题，21世纪非常需要一种国际货币。另一位是IMF前官员沃伦·柯欧兹，他主张由IMF按照“货币局规则”直接发行“真实SDR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各国可直接使用SDR货币，也可将该国货币与SDR挂钩。各国央行从IMF借入SDR货币投放本国市场。他乐观地认为，此举将会解除美国供给美元以满足其他国家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压力，保证全球货币和商品价格稳定，全球流动性也会自动趋于“逆周期”和稳定。
第三种观点：IMF不可能成为超级中央银行。盖特纳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现行体系在促进全球化、稳定全球货币应对冲击上是成功的，不需要对现有体系推倒重来，IMF不可能成为“超级央行”。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从国家层面看，必须建立一个弹性制度框架，以吸收未来经济和金融冲击，内容包括：建立更强大的经济政策管理机构，包括：独立的中央银行，助推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帮助国家更好吸收冲击的弹性汇率政策和适合本国国情的货币政策；限制金融杠杆、融资风险和货币错配的金融规则；实施经济改革，促进主要经济体增长结构更加平衡，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强农业生产领域投资，提高能源和其他供给紧张商品使用效率。从国际层面看，应对变化中的全球经济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加有力和灵活的机构和金融工具框架，无需再做大的调整。过去两年里，提升了IMF、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借贷能力，建立了IMF新的审慎性借贷手段、新的G20合作机制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加快了全球治理结构现代化，实施了投票权改革，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声音。几周前，主要经济体联合干预外汇市场，避免了日元汇率无序波动而威胁全球经济恢复。这些成果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成就。
第四种观点：建立“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郑新立主张建立一个相互竞争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当一国货币贬值，大都抛售它；当一国货币稳定，大家都持有它；通过市场约束来维护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稳定。戴相龙认为，未来国际主要货币体系应该由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组成，但是亚洲货币目前还没有成形，所以人民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