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会破坏社会过时的形式，以新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在这样的社会里， 现存的苦难  和不公正都将消灭干净。……一种压倒性的道德优越感……势必注入赤裸裸的权力体系，他们会赋予盲目的道德以激情的力量。——Miechael Polanyi,2002,114

   有两种强制，一种是“不许动”；一种是“要动你”。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在你的面前为你敞开的门不只一扇——笔者，2011

      当理性至上主义者披上科学的外衣，再假以道德优越感，就会构成这个社会上最危险的事物。经济学家一旦把自己预设为社会工程师，带着一份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热忱，为各地开出如何得幸福的“良方”，甚至不惜以强迫的方式，改造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各地上演的土地指标增减挂钩，强迫农民上楼，大规模的灭村运动，正是这种危险的表现。

      两种强迫都需要制止。第一种是刚才描述过的，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自然科学，在涉及公共政策领域事务的时候，自己自觉地转化为“社会工程师”，政策措施在他们眼中就是美好生活建设图纸。自然科学强调精准预测，答案的唯一性，而这在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恰恰不具备。当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根本差异的时候，以正义的化身进一步强化自己心仪的政策方案。当这种政策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最底层民众的抵制的时候，某些经济学家和政策推动者在道德热忱的掩盖下不惜借助于暴力推行政策方案。民生工程和幸福工程变成道德外衣掩盖下的反道德行动。暴力源自道德热忱和道德优越感，道德优越感源自理性的误用和理性的滥用。理性滥用的典型代表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决定论。

      第二种需要制止的强迫是“不许动”型强迫。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答记者问上说到，世间无恒古之物。现行的某些制度安排如农地、宅基地和林地制度，户籍歧视，和新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某些现行制度安排如国有垄断企业，存在着广泛的改革空间。反对改革的人本着晚清时期遗老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反对一切制度上的边际改善行动。市场打开以后，创造一个相对价格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起着大量近似均衡条件下一般产品的配置资源作用，更重要的是，相对价格体系给资源所有者（或实际使用者）以信号，他们可以很简单地计算如果改变，哪怕是边际地改变现行制度安排，得自“新”制度的收益是多大。持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遗老们顽固地坚持不给人们敞开更多的门，凡是不符合他们心中理想形态的事物（标准部分来自既有利益格局，部分来自非利益可以解释的其他原因，例如错误的社会科学知识）都在禁止之列。于是我们看到管制林立，禁止小产权房，禁止二套房，禁止投机，禁止黑车，禁止高考移民……。为什么不为那些土地上的农民多敞开几扇门：允许他们携带自己那份土地退出集体；允许他们留在现行的集体所有制中；允许他们退出以后组建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允许他们他们重新回到现行的集体所有制；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选择生产；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生产；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工厂；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出租……所谓自由，就是看人们面前敞开着几扇门。毫不奇怪，这种不许动式的强迫与第一种积极有所为的强迫是其实是一丘之貉。这种第二类强迫心中也有神圣的道德优越，他们或者悲天怜人，怕人们不哪天吃不饱饭了；或者怕城市挤爆了；或者怕农民把土地卖了打酒喝了沦为贫民窟中的难民，唯有他们的审慎方案（典型的如保护耕地18亿亩红线；城市人口和车辆的最高保有量控制线），保证那些在理智上不太清醒的视野短近的人合理地使用资源。土地资源的使用和城市人口数量都是一种秩序事态，就其某个维度的测量值乃是汇集了无数变量的产物，这种具体的数量测量根本没有多大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经济变量，论证其最优值，然后论证现实中有可能突破那个最优值，耸人听闻地威吓“外行”（谁是外行还不知道呢），借助强力推行相应的“不许动”政策。

      在我们看来，当前，在全部经济事务领域，极其危险的是奠基于理性滥用基础上的道德优越感；极其紧迫的事情乃是在人们面前打开更多的门。

参考文献：

迈克尔.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