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样一个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浓厚、城市规划建设处处显示鲜明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城市治理各个行政部门非常缺乏的是对“经济是一个结构”的深切理解。作为综合部门的发改委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优先发展某某领域、某某行业，曰“有前途的”“高端行业”。而实际上，对有前途的行业敏感性最强的恰恰不是政府行政机构，而是在市场海洋中游泳的企业家。在关系到市民生活的行政部门，如商务局，据说也要淘汰“低端”“业态”。农贸市场就属于他们定义的低端业态。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正方建议取缔五环内的农贸市场。近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对邹委员的提案进行了答复，答复称，农贸市场将被列入北京市限制发展的业态范围；为此，将不再新建农贸市场，同时加速对现存农贸市场的清理整顿，“关停一批，转移一批，转型升级一批，逐渐减少五环内农贸市场数量”；未来，五环内将消除农贸市场这一业态。

      在我们看来，有关选择性发展某些产业或“业态”，淘汰某些产业或“业态”的建议者、政策制定者存在一个重大理解上的盲区，那就是，经济是一个结构。市民的生活需求也构成一个十分真切的结构。结构，意味着经济和市民生活需求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时时刻刻受着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如果说，北京市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存在合理性，但若积极主动地由政府通过一系列投资、投资担保、土地等要素获取优惠政策支持所谓的有前途高端产业，就有些自不量力了，这是典型的行政权力对市场作用的僭越。在一个跨国界分工的现代经济体系，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应置于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中自我调整，调整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正如好友朱海就教授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产业政策。经济以结构的形态存在。结构本身的演变基本不是一个单一的高级控制者主动引导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调整过程。虽然，其中的围观主体，企业和企业家们时时刻刻从事着主动的谋划，积极的试探和计划，并实施他们的决策。按照这种理解，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就需要调整发展思路，更多尊重企业和企业家的行动选择，更多一些市场因素，更少一些体现政府“优化产业”色彩的优惠政策；多一些一般性的规则的值守。在满足防止污染等特定要求基础上多一些一般抽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方面，市民生活的需求涉及方方面面，吃喝拉撒都需要解决。一个城市再国际化，再高端，也需要厕所、地摊和农贸市场。市民的需求构成一个完整的需求结构：从五星级酒店到报刊亭、地摊小吃。发展所谓“高端”“业态”，扫除“低端”“业态”，显然忽视了需求本身的结构。需求原本无所谓高端终端低端，就像欣赏音乐的需求与上厕所的需求同等重要一样，所有的需求无地位高低之分。有人看不得农贸市场的脏乱差，但这不是取消五环以内农贸市场的理由。存在脏乱差，需要的是改善农贸市场，把农贸市场做得更卫生、更漂亮，而不是欲扫除而后快。正如朱海就教授指出的，不存在什么产业政策，我们认为也不存在什么高端业态和低端业态之分。高端产业、低端产业，高端业态、低端业态这些没有理解经济结构和市民生活需求结构的有缺陷的概念极大地误导着政府部门，进一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便利。

      如果主事者在一任自己的狂妄理性（其实是卑微的）变成现实政策之前读一读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以及詹姆士.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两本著作，也许就会更加审慎，更加明智地行事。理解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人类也许达到了中学生水平；理解我们周围的经济和社会事务，我们的理性至多处于幼儿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