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对凶杀动作“突然明白”地提出委屈弹琴论，舆论交攻。李玫瑾抱怨缺乏正义声音，似是觉得她没有得到理解。怎么理解呢？舆论对药案中有意或巧合的轻判迹象高度敏感并作出强烈回应，正是一种正义坚持。
　　有人说，犯罪心理学家应当被引入法庭作证。有道理。但如果是那样，犯罪心理学家也应该受到质证，而不是天然权威，同时，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不代表犯罪心理学，作证要有多个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央视以一个犯罪心理学家把持整个节目，选在庭审当晚播出，本身就有失平衡。

　　西安审理药家鑫，确实显示了各种异样的迹象。庭审当时，律师辩护激情杀人，药家鑫同学及邻居的“不杀”请愿得以呈堂，法庭向旁听席发出量刑调查，公安大学专家理解药家鑫犯罪的心理过程。场内场外，功课充足。现在，迟迟不作判决本身也成了异相之一。
　　“激情杀人”论不值一驳。受害者的同学、邻居、亲属乃至社会大众，是不是也该向法庭呈上依法惩处凶手的请愿？
　　法庭向旁听席发出量刑调查，据法官介绍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听取不同意见，可以使合议庭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参考调查问卷结果，确保最终的判决更加公平公正”。庭审现场，药家鑫亲属没有到场，这就可以理解了，发放调查早在法庭安排之中，药家人不到场，可以使调查显得公允。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安排是否影响到了旁听资格的选择。我们只知道，旁听者的身份大多与药家鑫一样属于大学生，而不是属于受害者那个社会群体。而且直至现在，西安的法院还没有告诉人们500张旁听票分配到了哪些学校。

　　庭审当晚播出哪一内容的节目，央视早已准备，为制作节目，央视早已向药家鑫带去李玫瑾的提问并得到回答，李玫瑾对药家鑫的回答信而不疑。央视或许只是为了一个节目，李玫瑾或许只为一个心理案例，而客观上，这个节目构成药案异相的一个部分。

　　一种意见说，在法院作出判决前，舆论不应当说什么，让法院独立判决。首先，舆论与李玫瑾、旁听席一样，无权下判，既然旁听席可以提出量刑意见，李玫瑾可以表达意见，号为“中央”的电视台可以声情并茂，舆论为何不能发表看法？其次，在药案中，法院发放调查，以作判决参考，这本身就是在引用某种民意，舆论及时发言，本身是呈现另一种民意。

　　以药案承载死刑存废之议，是另一些人的想法。死刑存废是一个真实问题，也是一个争议广泛的问题，但不是药案判决需要承担的问题。法官执行当下的法律而非未来的法律，药案需依法判决，死刑存废涉及到刑罚观念、刑罚传统、刑罚文化和刑罚体系的改变，也就是未来是否需要新的法律。

　　还有一种宽容为怀的想法，认为药虽凶残，但请宽容。这根本就是混淆概念，对犯罪无所谓宽容，只有依法惩处。基于慈悲，犯罪之人可以得到宽恕，但如果他还活着，宽恕也只能在其承认罪行并接受法律处理之后。有些犯罪是制度造成，那么在制度改变且罪犯承认罪行后，可以得到赦免，例如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的民族和解，但即使如此，并不涉及一般刑事犯罪。

　　药案出现了太多的异相，现在是显示法律公正的时候。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实现公正，哪怕刑罚也使人哀伤。正义是道德，是法律的精神，也是社会的基石。宽恕至上，那是上帝的事情，何况《圣经》中的上帝也常不宽恕。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现在用得着这个格言了。上帝的归上帝，人人有原罪，杀手也可怜；凯撒的归凯撒，社会要正义，中国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