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与暴力
廖仁平
关键词：暴力 非暴力 革命 博弈 系统悖论
提 要：简要介绍暴力与非暴力革命的对立统一性后，述评了网上部分相关内容，揭示出新时代背景下，各阶级对暴力革命得失预期的改变等使得各阶级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拚命式暴力革命形式被唯一选择或被首选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
前言
在“生存革命”与“文明革命”及政权更替如何发生？这些文章中，我已经对暴力革命及非暴力革命的相关问题做了部分分析。但对其从量变到质变间的关系还有话可说，所以有此段文字。
1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统一性
在政权更替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或观点，一是暴力革命理论，一是和平过渡理论。应当说各有各的道理，它们分别适用于特定社会条件之下。且它们之间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换的。辩证统一的说法应当是暴力对抗中存在着非暴力合作的可能，非暴力又必须以暴力威慑为基本保障。
显然，可以找出无数事实说明任何阶级利益博弈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暴力这种极端方式而进行的。矛盾总是逐步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种说法就是对这种普遍现象的形象描述。同样也可以找出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不存在没完没了的暴力对抗，无论多么强烈的暴力对抗，胜负双方最后总是要开始和平建设的，那种非要将对手全部杀死的残酷对抗古今中外都非常少见。
从博弈论角度看，同一国家中的人，无论阶级差异有多大，他们之间总是相对互为依存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多重动态性的互为因果的超循环关系，稍为有点远见的人，都不会将事情做到完全绝对没有调和的地步，这就是非暴力合作博弈的客观基础。那种只选择拚命式的暴力博弈的极端对抗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才具备正义性和效率性。
2 网上非暴力与暴力革命观点述评
网上随处可搜索到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各种观点，这正好说明了暴力与非暴力是一种对立统一性存在，其间必然存在着无数佯谬型或似是而非型悖论现象。现摘录部分网络文献中的部分观点并略作评价如下。
“各地不断涌现独立候选人实乃社会之希望，但是他们能否进入议会仍属于未知数。中国议会一团和气并不能掩盖社会、阶层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议会如果不斗争，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不在议会里打就可能会在战场上打；议员不在议会里面斗争，国民就可能会在街头战争。人人不可能皆是尧舜，不同阶层的人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是很难达成一致的。相比之下，议员在议会里面斗争，哪怕打得头破血流，只不过是人们捍卫自身利益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且在法律的框架内的有限斗争受到法律的制约。斗争集中在议会，哪怕打起来也不怕，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所以扩大议会斗争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希望领导人口中的政治改革能从议会开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议会尽快让其拥有本来的权力职能，让代表们能够针尖对麦芒的吵架乃至打架，这样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权为民所赋”。对于执政者来说，永远不要说永不可能。” (信力建:如何防止暴力革命: 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178yk.html 2011-7-28)
我的评价：这不就是一种非暴力博弈的建议吗？我支持，文明社会必由此才能得以建成。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为什么这种损失最大化的选择屡屡成为上策呢？也就是说历史为什么总是这样恶性地循环！难道是中国的老百姓无可救药地愚钝，以至几千年毫无进化地一直在推倒重来的圈子里打转？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导致暴力革命至今不绝于耳？直觉告诉我们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宿命，而是人们选择的结果——革命，或者暴力革命不是博弈的一方的选择，而是博弈的双方共同选择达到的纳什均衡。既然是一个博弈问题，我们就按简单的博弈论来做一个解释……假设老百姓和统治者进行动态博弈，同时假设这是一场一次博弈，博弈双方对对方策略信息一无所知，或者完全忽略。统治者首先选择策略。因为是一次博弈，不考虑长期得益，统治者利益短期内最大化的选择肯定是进行搜刮、攫取。统治者选择之后，老百姓进行选择。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的下一步选择，老百姓选择忍耐，我们从人性善的角度推测：老百姓此时对统治者抱有幻想。接着又轮到统治者选择了。上述老百姓忍受的策略对统治者是一个激励，统治者第二次选择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和强力压迫。老百姓的第二步选择视乎统治者的剥夺和压迫程度。他们可能选择继续忍受。但是，终有一天，当统治者的剥夺和压迫程度超过阀值的时候，这时一切调和的政策都无济于事，老百姓一方不能接受任何妥协的条件，于是，暴力革命爆发——结果是统治者倒台，或上断头台喋血，或上景山上吊，想全身而不得。这场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统治者不得全尸，而老百姓也付出累累白骨。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同样假设这是一场动态博弈，但是，是一场重复博弈。前提条件是：1、统治者知道上述一次博弈人亡政息的信息； 2、统治者知道：从长期来看，老百姓不是柔软的，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推翻自己。 3、老百姓有权利意识，必要的时候以暴力革命对统治者构成有效威慑。统治者仍然首先选择。因为，统治者天然是自私的，即使知道老百姓手里有“利器”，仍然尝试选择压迫和攫取。轮到老百姓进行策略选择，他们知道容忍只能姑息养奸，因此选择抵制——通过街头运动和合法渠道进行反抗。接下来统治者由于知道前述条件，他们的策略选择是有条件让步和妥协，并且和老百姓进行谈判，双方商定一个政治程序，民主和宪政的雏形由此产生。这个过程中，由于统治者没有选择残酷攫取，于是，老百姓放弃了暴力革命。这是一个对博弈双方收益最大化（福在当代），且历史的外部性最大（功在千秋）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从历史的现实看，社会进化选择第二种博弈方式并非普遍现象，一些文明的进化过程是动态的、重复博弈，结果是永远根绝了暴力革命，从而走向宪政民主，而另一些文明却选择了动态的、一次性博弈，历史在不断的暴力革命中推倒重来，千年来政治文明竟没有丝毫进步。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上面的博弈分析看，暴力革命是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而宪政民主是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暴力革命产生于一次性博弈。因为在一次性博弈中，或者博弈只要是一次性的，统治者肯定选择压榨和攫取，而且是不可自制地采取最大限度地压榨和攫取（当形成权力垄断和利益集团时，统治者的行为无法理性地选择，而是依靠人性中的恶来推动）；而老百姓或者被动地忍受，或者被动地选择革命。当推倒重来，暴力革命的胜利者登上权力宝座，成为新的统治者之后，这些新的统治者为什么不能从刚刚过去的血腥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一个动态、重复博弈的社会结构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往往自大，而且手中握有武力，长久陶醉于辉煌的战功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暴力革命的传递性——暴力孕育暴力，暴力革命造就暴力统治。引申开去就是：暴力革命是暴力革命的根源，暴力革命是专制统治的报应——暴力一旦成为统治的工具，革命就是人民天赋的权利！这样说，似乎永远陷入一种悲观的宿命中，那些选择了暴力统治的文明无法走出暴力，实现宪政和民主。在封闭的环境中确实是这样，而在开放的环境中应该有另一条出路。在开放的环境中，启蒙运动的进展、民间力量的壮大和统治者向文明的进化会打破暴力循环的宿命。民间力量独大和统治者自觉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间和统治者势均力敌且双方都有理性和智慧之时，才是动态、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实现之时。但是，结束暴力循环的主导方面还是在于统治者一方，只有统治者放弃暴力思维，放弃政权思维，树立权利意识和宪政意识，才能解除悬在整个国家心脏上的雷管，同时也保障统治者自身得以全尸以终！依靠民间力量，或者依靠民间暴力对抗统治者暴力或者沦为恐怖主义，或者陷入新的暴力轮回，这是一条危险的途路！…”（章文：暴力革命中的博弈论：zhangwen.blshe.com/post/214/265883 2011-8-14 ）
我的评价：此网友从博弈角度出发探讨革命的深层次原因，聪明且深刻！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与暴力不仅难解难分，而且，革命业已成为暴力的同义语。”（陈彦（法）：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1）
我的评价：在毛泽东进行中国革命的当时，这个观点正确成份比较大，所以它才能指导中国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陈彦（法）：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1）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陈彦（法）：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1）
我的评价：看来人们仍在继续争议暴力与非暴力的适用性，其实，不必要各持己见，因为各自都只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陈彦（法）：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1）
我的评价：可见革命成功已经有多种模式。暴力并非唯一模式，也并不是最好的模式。
“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陈彦（法）：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1）
我的评价:此大段研究分析得出的观点说服力较强。值得关注中国继续革命的人关注学习。
“苏联政权平静解体的原因——官僚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非民主政权的垮台往往都很激烈。它们或者被民众发动的革命摧毁，这之后常常会伴随若干年的内战，或者可能被强大的国外势力推翻。但是1991年前苏联政权迅速而平静的崩溃却是这条常规的例外，因此令人感到惊讶…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期苏联的历史发展实践证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权建设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是有效的、成功的。它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使苏联由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一流强国；它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使人类历史发展跨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还带来了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并促使资本主义改良。同时它又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是：带来了1936-1939年“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国家过度集权而对社会发展统的过多，不利于社会自主发展；也为新的官僚主义者阶段（半资产阶级）的滋生提供了可能。因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权建设模式，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的一种特定有效形式，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一般的长期稳定形式。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权建设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的一种特定形式，随着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要对其进行改造更新和逐步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及世界和平的出现，特别是斯大林的逝世，本应及时地进行模式更新而走向成熟，但实践中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严重的扭曲蜕变以致解体。”（苏联政权平静解体的原因：官僚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blog.sina.com.cn/s/blog_5d203b3a0100nooq.html 2011-2-26 ）
我的评价：曾经十分强大且专制的苏联政权，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由和平演变而自愿改变政权模式的标本，它无疑比较充分地说明了政权更替不一定非得是暴力所致。
“列宁论暴力革命时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漫漫长夜中，无产阶级在斗争初期，只是自发地起来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捣毁机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才由"自发"转变为"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的光辉思想。在法国1848-1851年革命后，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充当了主力军，但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当无产阶级6月再次举行起义，希望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时，资产阶级便运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武力残酷地镇压。马克思总结了血的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响亮地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3]的战斗口号。这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1851年革命经验所得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1871年的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是无比正确的。…但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的这个根本观点，鼓吹、贩卖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反对夺取政权，而把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标。他们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机会主义口号，鼓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种谬论正如列宁所揭露的那样："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5]；这种谬论"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这些反动口号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经济斗争，但决不能把经济斗争看作唯一的主要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经济斗争可以起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为夺取政权准备条件。然而经济斗争只能暂时地表面地改变而不能永远地根本地改变无产阶级被奴役的状态，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所以，无产阶级绝不能把经济斗争当作目的，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暴力革命baike.baidu.com/view/155756.htm 2011-8-19 ）
我的评价：此段论述表明了资产阶级也有可妥协的方面，无产阶级也需要经济斗争，这就是现代和平博弈的阶级心理基础。当然，这种斗争是不彻底的，是局部的，暂时的，无产阶级当然有权争取主人翁地位。即执政权。所以我不反对必要时的暴力革命，但也反对将暴力革命普遍化而滥用暴力。不懂得审时度势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只会扩大打击面，增加反对面的风险预期，进而客观上逼迫反对面更加顽强疯狂地拚死抵抗。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肯定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颂扬暴力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在总结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后，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必须用暴力革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自己的解放。”（暴力革命baike.baidu.com/view/155756.htm 2011-8-19 ）
我的评价：此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正确的。非如此革命成功概率很小。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列宁一贯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我们的斗争还只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时，社会主义者，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作为讲坛，当作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11]。这就很清楚地告诉人们，议会斗争可以利用，但作用是有限的，仅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的一种斗争方式，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暴力革命。因此，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最重要的是应该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动员、组织工作，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最后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暴力革命baike.baidu.com/view/155756.htm 2011-8-19 ）
我的评价：新中国的继续革命应当是一场更彻底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现在看来是不能单靠现执政党来完成的，因为既得利益者们的思维惯性已经形成，他们也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的，即使现执政党内部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先觉者，但他们未必能成为其主流，所以需要其它政治力量来促成。但中国民主革命是否一定是暴力革命则不能照搬历史经验。期间存在着许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新生政治集团完全可能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包括执政党的现有宪法等，合理合法地组织壮大自己，积聚革命力量…当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可因势利导地决定革命策略。在强大态势的威慑之下，也许在暴力革命未发生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就已经达到。
“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受欧洲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影响，一直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是通向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晚年恩格斯思想产生变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提出合法性斗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名家(阿伦特、卢卡奇、葛兰西等)则研究倡导“非暴力革命”理论。再后越来越多的思想者认识到，暴力革命与合法性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形式。今天地球人都知道，和平与发展已替代战争与革命，和平斗争、议会斗争也早已取代暴力革命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手段与工具。…” （杨喜平：警惕暴力革命思想的回潮与漫延：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 ... 2011-8-26）
我的评价：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伟大的恩格斯也并不完全反对非暴力。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难推出这样一种结论：在人类阶级多重动态博弈过程中，虽然暴力革命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它也必定不是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到并实践的，在任何一次暴力革命之前，各阶级间的和平方式利益博弈就必定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但既得利益的强势者贪婪自私本性（或某种认识错误）使之在根本利益上不愿意让步，而被剥削的弱势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而取得，在预期收益及付出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后，无产者们或觉悟者们决定拚死一搏，于是暴力革命开始了…但时代不同了，各阶级间的利益得失及力量对比，对未来得失预期的改变及各阶级的收益成本比的变化等，使得各阶级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拚命式暴力革命形式被唯一选择或被首选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在暴力威慑存在的前提下，统治者们产生一定让步的可能是存在的，而被统治者们也不是一定要暴力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一定条件下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也决定于各方力量的消长，所以代表进步方向的革命者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以各种非暴力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