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最后一位世纪学人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无数游人合影留念的未名湖异形石碑中疏朗清秀的“未名湖”三个字为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所题写。侯仁之先生今年刚好一百岁，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北京城研究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唯一还健在的与季羡林、张岱年先生同辈的学界泰斗，北大最后一位世纪学人。
我去过侯仁之先生家三次，见到过侯仁之先生夫妇两次，见到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馨女士一次。侯仁之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爱国、敬师、激情洋溢，侯仁之先生夫妇给我最深的印象则是恩爱、默契、待人谦和而礼貌。
侯仁之先生的家在北大佳木葱郁、清幽僻静的燕南园内。侯仁之先生可以说是燕南园里住得最久的先生。今日北大的校址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故地。侯仁之先生先前既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又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一九五三年燕京大学合并入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又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
民国年间北京有五所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前三所是国立大学，后两所是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于民国七年成立，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做校长，选址在前清皇家林园淑春院遗迹上，经过几年精心设计修建，形成了具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风格的燕京大学校园，简称燕园。民国二十年侯仁之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其后于此读研究生，任教。除短暂的三年出国留学，其余时光侯仁之先生基本都在燕园渡过。从二十岁进入燕京大学到百岁的今天，侯仁之先生差不多在燕园中住了近八十年。而侯仁之先生的夫人张玮英先生也是侯仁之先生读燕京大学历史系时的同学，他俩的婚礼还是司徒雷登校长在未名湖畔临湖轩自己的寓所中亲自主持的。与燕园浓浓化不开的深情，使侯仁之先生写了大量关于燕园校史介绍和研究的饱含激情的文章。
第一次见到侯仁之先生是很偶然的。我在燕南园中寻觅林庚先生的住所，走到燕南园六十一号的时候，见到一位慈蔼而颇有风度的老人拄着拐杖在浇花，我就走上前去深深给老人鞠了一躬，然后询问林庚先生的所在。老人极热情地说就在前边一个院落，并说林先生比他长一岁，身体却比他好，每天还要在燕南园里跑步。我顿时被老人的亲切仁蔼打动，又见老人风度翩翩，料想必也是北大的某位老教授，我就恭敬地问老人贵姓，老人温和地说姓侯，我马上激动地追问是不是侯仁之先生，老人很谦虚地回答就是。我内心有不可言说的惊喜，没想到竟在问路时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侯仁之先生。当时于侯先生虽不十分了解，但每次流连于未名湖边，早已对未名湖碑上“侯仁之”三字熟悉并崇仰了。今天不期而遇地见到，且侯先生又是如此的仁厚和蔼热情，自然喜出望外。我又连连给侯先生拜了三拜，并说待会儿一定要来拜望先生。侯仁之先生竟微笑着说：“欢迎，欢迎。”
从林庚先生家出来，我径直来到侯仁之先生家。侯先生家的住宅与燕南园其他的屋舍差不多，都是青砖灰瓦旧式两层洋楼。进屋便是客厅，客厅不大，最醒目的就是挂在正墙上的一张乾隆年间的京师大地图，地图将整个墙壁占得满满的。对北京城历史的研究，是侯仁之先生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他将毕生对祖国的热爱都投入到对首都的研究保护和宣传中。早在燕大读书的青年时期，侯仁之先生就开始研究北京的历史，在外国留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即《北平的历史地理》。从建国初到退出讲坛，侯仁之先生每年都要给北大新生讲《历史上的北京》一课，给无数学子留下极其深刻甚至是终生难忘的印象。晚年侯先生写出了带有强烈使命感的《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保护古城发展起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系列文章。卢沟桥、莲花池、后门桥都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对现代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仍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侯仁之先生的大力倡导下，残损的卢沟桥、干涸的莲花池、毁败的后门桥得到保护和修复。修复以后这几个地方现在都成了北京重要而优美的风景旅游区。而莲花池甚至对改善北京的气候都起了一定作用。这也可以说是侯仁之先生为保护中华历史文化立下的不朽功勋。而侯先生家客厅中这张巨大的京师地图正是侯先生毕生研究的最好体现。地图对面的墙上有别人祝寿时送给侯先生“大德必寿”的字幅。侧墙上还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叔父顾廷龙先生书赠侯先生的篆书条幅。客厅里有几个书柜，一对太师椅及会客的座椅沙发，电视桌上放有侯仁之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季羡林先生、雷洁琼先生的合影，整个客厅紧凑温馨而富有书卷气。
侯仁之先生脸长长方方的，带一副金丝眼镜，头发全白了，但眉毛却又黑又浓又长，和白发形成了鲜明对照。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穿一身干净整齐的夹克，整个人显得清爽仁蔼。其他照片中侯先生也都是西装领带，看得出是颇讲究的。侯先生看到我，又热情邀我入坐，微笑而颇赞许地说：“你穿着长衫很好看，极有学者风度”，说完忙叫保姆上茶。问明我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教员后，侯仁之先生的夫人让我在来访者的登记簿上签上姓名和地址。签字时侯先生告诉我他夫人叫张玮英，中国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比他小四岁，今年已八十六岁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精通英文，翻译过许多学术著作，学术造诣也极高。张玮英先生头发花白，穿着老式小领蓝色西装，文雅谦和，也和侯先生一样满脸仁蔼。侯先生的声音有些浓重，张先生的声音则很斯文。收好签名册，张先生就一直陪坐在侯先生身边，静静听侯先生说话，偶尔补充一句半句侯先生的话。
两位老人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像是素昧平生，更像是对好久不见的故人学生那样亲切，这令我十分感动并倍感温暖。侯仁之先生一直兴致勃勃地与我讲话，直到要吃中饭我才起身告辞。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侯仁之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他的两位老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侯先生讲他之所以投考燕京大学就是因为当时在《中学生》杂志上看到一篇顾颉刚先生满腔热情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树起脊梁唤醒民众的文章后大受鼓舞，又得知顾颉刚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遂决心投考燕大。而自己终生对北京城研究的兴趣也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说到这里，侯先生眼里已盈满泪水。
接着侯先生又谈洪业先生，说洪业先生的学术造诣不让顾颉刚先生，只是洪业先生四十年代去了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所以鲜为人知。我也是在侯仁之先生这里第一次听说洪业先生的。侯先生怕我听了印象不深，又爬到二楼的书房去找洪业先生写的书给我看。九十二岁腿脚不便的侯先生为我一个从不认得的人爬上爬下，让我感动不已。侯先生下楼来怕我等久了，又抱歉地说：“我因为长期在野外考察，受了风湿，损伤了筋骨，行动不便，让你久候了。”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侯先生又讲洪业先生对他影响巨大，让他终生难忘。他三十二年到美国讲学曾专程去看望了洪业先生，没想到回来不久，八十一岁的洪业先生便去世了，没过几天，与洪业先生同年的顾颉刚先生也去世了。一年之中他痛失两位恩师，真是悲痛欲绝。说到这里侯先生又激动得满眼泪水，良久不语。坐在旁边八十八岁的张玮英先生轻轻拉了拉侯先生的手，又给他递上手绢。过了一会儿，侯先生又说他能走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与洪业先生有极大关系。后来我才从侯仁之先生写的《怀念我师洪业先生》一文中得知侯仁之先生是洪业先生的研究生，得到洪业先生极严格的学术训练。洪业先生曾推荐他到其他院系用英文做过一次《历史上的北京城》的讲座。当时侯先生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难以公开演讲，洪业先生鼓励他将此当做自己练习的机会，并让他准备好后在自己的客厅中对自己先讲了一遍。经过洪业先生的精心训练，侯先生的讲座大获成功。研究生毕业后侯仁之先生想出国留学，洪业先生告诉他：择校不如择师，投师要投名师。美国哈佛大学虽好，但没有你想深造的专业，英国利物浦大学虽不如哈佛有名，那里却有历史地理学的名师。就这样，侯仁之先生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达比教授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从此侯仁之先生走上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之路，解放后在侯仁之先生的引领下，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没有洪业先生的指引，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明白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侯仁之先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情厚谊了。
拜见侯仁之先生的时候我以为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古代疆域政区的沿革，侯仁之先生告诉我那是顾颉刚先生研究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围远比这个广得多。其核心是研究历史中的地理，地理是研究的主体，但不是现在的地理，是研究这个地理区域历史上的状态。侯先生说到自己的专业很希望我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又举例告诉我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沙漠，未必历史上就是沙漠，那么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这沙漠最早是什么样，后来又有哪些变化，最后因什么原因变成了沙漠。弄清楚了它变化的过程原因，才能对今天的沙漠治理寻找到最佳方案，并能预防以后的沙漠化现象。后来我始知道侯先生正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多次深入沙漠考察研究，为祖国西北沙漠的整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侯先生又讲研究北京城古代的地理情况与建都的关系及历史，对于今天北京城的规划发展和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侯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这个初次接触历史地理学的门外汉也豁然明白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侯先生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他又请张玮英先生上楼取了一本他自己著的，收入院士文库的《历史地理学四论》送给我，说这其中有他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详细论述。我请侯先生题两个字作纪念，侯先生笑说“我的手抖得很，写的字难看，夫人比我写得好，请她代我写吧。”张先生于是坐在书桌前工整地题写了“李里先生指正，侯仁之敬赠，二零零三年四月”几个字。我自然又是一阵欣喜与感动。
接着侯先生又告诉我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刚拿到博士文凭就听说伟大祖国解放了，他万分喜悦，急于想回国。但路途遥遥，那时又没有飞机，只有先乘海轮到香港，再由香港转海轮到天津，由天津乘火车到北京，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心中焦急万分。最终还是在开国大典前三天赶抵京城。侯先生更兴奋地说：“三天后我参加了开国大典，数十年盼望的祖国独立终于实现了……”说到这里侯先生话语哽咽，眼眶里又涌出激动的泪水，连嘴也颤抖起来。此时我一直感动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竟与老人一起流起泪来。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的爱国情怀是一以贯之的。抗日战争初期，燕京大学作为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得以暂避日寇的侵扰，成为北平沦陷区青年学生的聚集地。这时司徒雷登校长命侯仁之先生作学生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把燕京大学的抗日学生秘密转移到国统区或解放区，侯仁之先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侯仁之先生及燕大的一批教授被日寇逮捕，在监狱中侯仁之先生大义凌然，一边坚决与日寇斗争，一边照顾监狱中的老教授。最终日寇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得将侯仁之先生释放。之后侯先生避寇天津岳父家，埋头研究天津的历史地理，曾几次拒绝日寇的拉拢利诱，直到抗战胜利。
我所见的老先生不少，从不相识接见我的也有，而像侯先生这样因碰见后就热情真诚地待我，并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且一两个小时内就激动地流了三四次眼泪，为自己的老师流泪，为自己的祖国流泪的九十多岁老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时间我被老人的人格感动得不能自已，崇敬、喜爱、不舍、激动全涌上心头，简直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只得还是给侯先生重重地磕了八个头，这时我觉得磕头都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和崇仰。张先生见我磕头连忙过来拉我，侯先生也颤抖着站起来，他也感受到了我被他的感动，因我的磕头而更加激动，连说：“我这时心里乱得很，乱得很。”我告辞，侯先生似乎同我一样的不舍，又嘱我一定要把与他们的合影寄去。张先生因了我的磕头也充满感激地谢我，一直将我送到门外，送到小院里。我还在给张先生鞠躬告别时，本说腿脚不便不出来送我的侯先生竟又拄着拐杖走到门边来向我招手。我请他们进去，他们执意要我先走，我一步一回头，频频挥手示意请两位老人进屋去。但到我要消失在他们视线外时我最后一次回头，两位老人还站在院中向我招手。
离开燕南园，我的脑中一直浮现着侯先生仁蔼而饱含激情，张先生文雅而温婉礼貌的形象，经久不去。和两位老人这一次偶然而充满感动的交往，从此成为我生命中最温馨美好的记忆。有些人天天见面，不过是人生的过客，有些人只见一面，便成为人生中的永恒，侯仁之先生夫妇于我就是这样。回到四川以后，逢年过节我都要给两位老人电话问候，不管是侯先生还是张先生接电话，也都会亲切地问候我。由于对侯仁之先生的关注，我又陆续买到《侯仁之讲北京》、《侯仁之先生传》、《洪业先生学术论文集》等书，对侯先生的生平、成就及历史地理学有了更多的了解。越是知道侯仁之先生在学术上的崇高成就，越是感到侯先生对人的谦敬仁厚，没有丝毫大学者的气息。很多文章也写到侯仁之先生夫妇待人的和善与真诚。当我买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侯仁之先生传》时，还喜悦地在扉页上题下了“五十四年孟春晋京，偶谒侯仁之先生夫妇。仁厚长者，满怀激情，爱国敬师，相敬恩爱，皎若明月，里永生难忘，喜题数语以识。”这本书中最动人的就是有很多张侯先生与张先生两位老人在花丛中、在大雪里、在屋门前、在燕园内相依相偎或相互搀扶，笑得灿烂祥和的照相。几乎我身边所有看到这些照片的人没有谁不被照相中从生命岁月积淀里流露出的恩爱甜蜜和至善至美所感动。书里还专门说到一件事，就是作者无论哪次去采访侯先生，侯先生总是不知不觉地就会饱含深情地谈到顾颉刚、洪业两位恩师，而将采访的问题忘到九霄云外。
三年后我因到东北讲学，特意绕道北京和母亲一起去看望时常想念的侯先生夫妇。九十五岁的侯先生远不如三年前思维敏捷，也没有那么健谈，身体已弱了许多，说几句话就很累了。九十一岁的张先生还是那么文雅温婉，默默深情地照顾侯先生，同时陪我们说话。说话间随时目光温和地看看侯先生，小声地问侯先生累不累，要不要喝水。这次探望不久，就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侯先生，这时侯先生已不大能说话，只是对着镜头慈蔼地缓缓地招手。
去年季羡林先生逝世，我专程赶到北京八宝山公墓吊唁，然后又到北大燕南园看望两位老人。这次只有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馨女士在。侯馥馨女士曾代表侯仁之先生，出席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美国地理学会为侯仁之先生颁发乔治大卫勋章奖的仪式。侯先生的女儿亦如张先生那样文雅礼貌，告诉我父亲这两年一直住在北大校医院，母亲也年事日高，不大能见客人了。我又详细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情况，之后坐在侯先生家的客厅许久不愿离去，心中一直默默祝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
写这篇文章时，离见侯馥馨女士已过了两年，侯仁之先生再有两个月就整整百岁，张玮英先生也应该九十六岁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又拨通了侯馥馨女士的电话，询问两位老人的情况，侯馥馨女士告诉我父亲还在医院，只是精力很弱，几乎不大说话。母亲还好。听到这些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长悬的心再一次放下。作为北京大学最后一位硕德博学的世纪学人，侯仁之先生的健在，就是一种精神象征，会激励着无数后学朝着学术的巅峰攀登，向着崇高的人生境界迈进。而侯仁之先生夫妇的健在，会激励无数男女追寻美满长久的婚姻爱情。我就是众多后学与世间男女中的一个，深深享受着侯仁之先生夫妇的生命阳光。愿这阳光长久照耀，永不消逝。
共和国六十一年冬葭月渝州李里于西蜀天人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