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复旦正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校长两周年。杨玉良称：“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大学没有了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了魂的大学就成了野鬼。”谈及治校理念，杨玉良总结了十六字治校方针“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1月2日《新京报》）
杨校长的这一步棋走得很自信，很坚定，我分明感受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本该富足的那股清新的傲然正气。这种理想与现实充分结合的气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所期待的。复旦“宪章”中最核心的改革便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并设计专门的会议制和“召见-问责”制。校领导若违章染指学术，完全可能有被问责与质询。
复旦改革的这一招出手较重，颇有壮士断腕、自割腿肉的英雄豪气，这的确难能可贵。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行，知识分子总有成为我们社会前进方向的知道分子之时。他们的先知先觉并毅然去先行先试，是在切实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践行与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在这种坚守中，必然会有观念、行为的改变。无疑，改变就是观念突破，改变是对旧有思维的革新，改变是解放一长专制的生产关系，改变是对未来的期盼，改变可以成为一盏前行之灯。
回望中国大学校园，之所以总不出大师，原因固然较多，但根源还是校园的“官衙化”，很多书记校长、处长教授们，把学场弄成官场，权力一手能遮天，这难免让失监的权力迷失方向。我们不妨来听听外国人如何形容我国大学的“官况”的：中国的留学生想钻研学问去英美，要想干上副部级就回中国；而高校内部和民间的说法更“杯具”：副部级校领导一走廊，厅局级一礼堂，处座一澡堂，科长一操场。当下，公众几乎无一不对“取消大学官级”的每一次呼吁拍手称快。
但此类呼声，不仅难以动摇这一学校行政体系，反而还在某些局部得到护强。拿筹办三年仍未获招生“粮票”的南科大来说，校长朱清时有点等不及了，他写下数千字的告家长书，称要发誓让大学去“官味”，要发挥深圳的“敢闯”精神，南科大拟自主招生和自发学位。朱清时的独行特立，虽然获得了掌声，然而，手握“招生粮票”的有关部门，至今尚无动容的表情。由于像南方科大与复旦这样的改革先行者，尚为极少数，这让我们隐隐感到，横向的“分权”比纵向“分权”更难。
所以，虽然杨玉良此举是体制内的破茧，当然颇具震慑力，但若无新的更多的“杨玉良”在体制内跟进，那几年后，完全可能成为他一个人的“经典”。若相关部门不推进，甚至冷处理，那么，复旦的“立宪”分权，最终可能悲剧谢幕。当然，这并不影响杨玉良成为体制内“吃螃蟹者”的身份，他注定被我们社会正面记忆。为使这种记忆充满阳光，需要更多的“复旦”站出来“立宪”分权。最终让教授回归教授，让教育管理者回归服务。这一点，每所大学都能做到，我想，教育主管理者也终将会乐见这股大学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