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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刚刚怒放就凋谢？
■ 洪烛
从“中国摇滚20年”开始，我们守望纪念。
1986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崔健两支裤脚一高一低地站在台上，吼出了《一无所有》。从此，崔健和摇滚以鲜衣怒马的姿态开始影响一代人的青春，再之后，缅怀中我们等来了中国摇滚20年。
大风起处，崔健、魔岩三杰、唐朝、黑豹……这些台上的英雄在哪里？而身处幕后的黄燎原、老哥……又在何方？
采访20名亲历中国摇滚20年的人物，为的是全景展现中国摇滚20年来的漫漫征程，为的是守望属于自己的理想墓志铭。
在策划人黄燎原的记忆里，1986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引起共鸣最强的不是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时候常宽刚从国外得奖回来，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外来的东西一般会首先引起反响。”黄燎原是中国最早接触摇滚乐的那批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黄燎原那个喜欢音乐并且多少能和外国友人亲密接触的小圈子里，外来的摇滚乐伴随着背叛和反抗，率先流行了起来。“1984年北京就出现了‘万李马王’、‘七合板’等几支有着摇滚意味的乐队，但演出多数还是以翻唱西方的经典为主，不过1986年左右，承载着中国思想启蒙的还不是摇滚，多数文学青年读的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说的是顾城、北岛、海子的朦胧诗。”
诗人洪烛便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学青年。1989年快毕业的洪烛到北京联系工作，接触到的各路同学，都不再议论朦胧诗了，一律改谈崔健和摇滚，“宿舍里天天放的都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觉得他的歌词挺带劲。当时写小说的狗子和写诗的黄燎原，领我去东便门观象台看摇滚音乐会，想不起共有哪几支乐队现场表演了，只觉得那些脑后长发系成一束的摇滚歌手，绝对比诗人更像诗人。黄燎原似乎已经和那几个乐队厮混得很熟了，不断地打招呼。难怪他后来不当诗人改当音乐人了。”
那时候和洪烛一起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学伊沙宿舍那儿蹭床铺的还有伊沙的西安老乡张楚。十几年前的张楚一副喜欢逃课的外省高中生模样，他和这群思想萌动的青年人一起，白天忙着结交江湖好汉，晚上围在一起就聊崔健。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一群所谓校园诗人挤坐在一起，听张楚自弹自唱，先是《西出阳关》，接着是被《词刊》登在头条的《失落城堡的居民》，在伊沙的眼里，张楚在实力上应该能和崔健有一拼，“我喜欢张楚唱《将、将、将》，‘我吃自己的车，我吃自己的马，我吃自己的炮——我吃自己的心。将！将！将！’”
和伊沙想得一样，3年之内，张楚就在摇滚圈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992年台湾滚石发行了一张摇滚拼盘专辑《中国火Ⅰ》，张楚的《姐姐》和黑豹窦唯的《别去糟塌》一时风行，据称，专辑盗版数量超过百万张。更多的中国人对于摇滚开始了认知，但现实的情况是欲求不满。1993年，邱大立第一次在安徽芜湖的老家买到了当作垃圾入关的打口磁带，“那可是真正摇滚的味道！”后来，邱大立辞掉工作，开始了倒卖打口带的生涯，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操起打口营生的一个，被称作“打口之父”。此后，打口带、打口盘遍地开花，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影响下，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中国摇滚仿佛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繁荣。
巡演无数，仅1994年这一年，何勇发表了《垃圾场》，窦唯发表了《黑梦》，张楚发表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盛极一时。只是在混淆了地上地下的界限之后，中国摇滚乐赤裸了，鲜衣怒马的文化宣泄领袖们从此渐行渐远了。在资深音乐人梁和平看来，距离的产生有着它的必然性，“除了来自上面的不可抗因素之外，‘目的不纯’也在毁着中国的摇滚。”
推出过无数摇滚艺人的魔岩，因为没有在商业上取得相应成绩，无疾而终。而在门联上写着“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的北京摇滚圣地“嚎叫”酒吧1998年半年内就因为资金问题关门了事。那一年余华写下的《活着》成了中国摇滚的写照，“生存还是毁灭”成了首要的问题。此后，坚持的有，但不少变成了徒有其表。窦唯不再唱了，张楚不出门了，而何勇进了医院，幸好崔健还在。现实的情况和社会的误解，逼得乐评人颜峻、郝舫等一干人在2000年发表了《树村声明》：“不能让摇滚只剩下乐器、彩色的头发和传奇故事”。
而今的酒吧里依旧有吉他、贝司的铿锵声，只是在座的男女不再跺脚嚎叫，而大声谈论的话题里净是些视觉和娱乐的味道。好像除了摇滚圈里的人还在关心曾经的“繁荣”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丢失20年前和摇滚诞生一起复苏的热血和梦想。
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在“中国摇滚演出终于也可以赚钱了”的欢呼中落幕，人们在台下呼喊的名字是崔健，当崔健真的登台时，当年的文艺青年已是泪流满面——他们没有想到，此后每年都会有见到自己青春旗帜的机会，想不到会把回忆丢失得那么突然。
20年，中国摇滚起落于精神与物质的沉浮之间，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有人在坚持，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咒骂，有人在数钱，只是唤醒青春的摇滚仿佛不在了。火爆当下的摇滚乐人谢天笑唱着“昨天晚上我已经死了，是怎么死的我已经忘了”——30出头的谢天笑显然没有死，中国玩了20年摇滚的人绝大多数也活着。中国摇滚也活着。也只是活着而已。
经过20年的摇滚回到了起点，经历过20年前曾经激动的中国人开始缅怀，开始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但有人在纪念总比没人纪念好些，正如崔健所说，“至今还在摇滚圈里坚持的人，是可贵的，至少该给这些坚持的人一些鼓励”。
20年之后，中国摇滚仿佛变成了一株温室的奇葩，时不时地需要拿出来纪念。久违的呐喊，霎时唤醒了曾经的记忆。站在台前的，正在用坚持和复出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摇滚决不是无人喝彩；隐身幕后的，依旧努力地探询着中国摇滚的下一个两万五千里；只是身在台下的观众已经有不少在默默流泪，他们想起了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想起渐渐在心里已经无地自容的批判和反抗。鲜衣怒马的骑士们，走了。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也许一切已是慢慢地错过
也许不必再说”
20年的时间，站在台前的，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去了，有的来了，意气用事了，小乔初嫁了。如此跌宕，只能让人感叹，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慢慢消失。
老崔的台前幕后
作为七十年代末生人的我，没有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摇滚乐精神洗礼，是一种遗憾。遗憾的同时，也是一种幸运：跳出膜拜的狂热，这让我能用别样的眼光来冷静地看待崔健。
似曾相识的共鸣
2004年1月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迎来了羊年岁末最后一场音乐商业演出。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带着他的浪人情歌光临首体。这一天的首体，人满为患，观众是为了听伍佰，更为了一个特殊的表演嘉宾——崔健。尽管，崔健只能唱5首歌，而5首歌，已经是有关部门审批时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
那一天，距离崔健上一次在北京个唱，已经过了十年。
到崔健快要出场的时候，全场观众终于耐不住性子，跺着脚大声地喊着“崔健、崔健”，首体爆发了当晚第一次如雷般的掌声，全场起立，呼叫崔健的喊声震耳欲聋。这种热情和激动，让我目瞪口呆。几声Solo之后，崔健用《飞了》开场，我想在现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会记得那一晚崔健说的开场白：“北京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10年了，我们终于又在北京的舞台上见面了！这十年你们过得怎么样？摇滚乐有很多是说反话，就像爱情要说假话一样。所以一会儿我唱的时候，请大家跟着一起说‘凑合’！”当崔健吼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时，全场就又爆发了如雷的掌声、跺脚声、喊声。这首歌，也是演出当晚全场观众唯一一次如此整齐而又卖力的大合唱。这场面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当他离开时，带走至少一半的观众。谁敢说崔健“一无所有”？他几乎霸占了主角的全部风头。
从这一刻起，崔健，回来了。
完全陌生的成熟
2006年，中国摇滚乐二十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采访了崔健。这和上次的首体演出，又隔了两年。见到崔健，依然是T恤、棒球帽，一如既往的惯见经典形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经纪人，有了各种商演合同。在操作这个“摇滚二十年”的选题时，有幸采访当年拍摄电影《北京杂种》的导演张元(blog) 。依然和崔健是朋友的他，说：老崔都这个岁数了，已经不再需要发展了。既然不需要发展，那还要经纪人干什么呢？听到这个疑问，张元嘿嘿笑了：“你让我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
也许崔健，也在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二十年前，摇滚面对的是大棒子，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胡萝卜。在胡萝卜和大棒子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毕竟在大棒子面前，做一个精神领袖的责任感太过沉重，谁都会不堪重负。
摇滚二十年，二十年，是时间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但是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足以从婴儿长成弱冠，从青年走到中年。已是中年的崔健，说自己已经变得成熟，这是他二十年来，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许多人说，成熟了的崔健和从前不同了，不再粗粝，不再较劲。
可是在采访进行到高潮时，谈论到某些问题，崔健依然激动不已，依然欲罢不能。好几次，身边的经纪人不停打断他的话语，也不停提醒记者有些东西非崔健所能左右，也许是怕老崔情绪高昂之下说出什么敏感的东西吧。
从这个小小细节，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圆润背后，崔健依然直接单纯；成熟背后，崔健也还是有血性和坚持。本报记者闻原
崔健：20年里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
倘若要找个人去谈论中国的摇滚20年，非崔健莫属。中国摇滚走过了20年，崔健当了20年的旗帜。很多人喜欢摇滚，是因为喜欢崔健；很多人坚守在摇滚的阵地，是因为这里有崔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崔健一再强调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应该给予保护和鼓励，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仍然能让人感到，他的急迫和无奈，这个当年与青春、梦想、叛逆、热血这些词密不可分的中国摇滚青年，在20年中成熟了，学会了妥协、合作。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20年前，崔健写下这首歌词时，不知是否有一种预感，未来的20年，对他和中国摇滚乐来说会是多么的不易，虽然任何一种说法对于他来说都是片面的，虽然任何评判对中国摇滚乐现状都显得有失偏颇，但崔健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当年的摇滚盛世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摇滚则是生长在这片绿洲上的一个生物，绿洲中生长的植物，生命力肯定会比温室中的花草要强，所以当初才会出现如此顽强的状态，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已经进入温室阶段。”
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
“我们粗略地算过，这20年中真正看过摇滚乐现场演出的观众不过几十万人次，这跟中国的人口数跟本不成比例，辉煌只是说出来的，我并不这样认为。”崔健说，语气中透着不满和无奈，即使这样，谁也不能否认，从崔健步入江湖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国摇滚的一座里程碑，一个符号，一代人青春的旗帜。他所引起的共鸣如此强烈，他的精神浸染了许多中国人的滚烫血液，这种共鸣、这种精神绵延20年，至今仍让人怦然心动。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沉着执着的崔健，曾让多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敏感真诚的崔健，曾说出多少人想到却无法表达的情感；“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纯真自我的崔健，曾唤起多少人久违的柔情。20年后再听起这些经典作品时，除了梳理那曾经的青春懵懂之外，更有一份会然于心的感动。是什么使几代人如醉如痴地迷恋摇滚，崔健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漫长的20年，回首望去却快得来不及弹指。20年前那个曾在首体唱起《一无所有》的崔健，20年后坐在了后海的一个酒吧中，依然一身朴素，但却略显疲惫。他姗姗来迟，他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有点堵车”，他说话跟唱歌的感觉一样，中速，简洁，直白也很诚恳，说到动情处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很激动。”
“摇滚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创作，现在中国摇滚市场，大部分还是以人气谈事，我们没有专业队伍来运作，人气比不上流行音乐，我一直在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和包装手段。”此话出自见证着、经历着中国摇滚乐的教父之口，让人感受到“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茫然。圈里的人都说崔健一直在认真地做音乐,他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他最近的歌词是“爱情是个屁”。
不知是崔健无话可说了,还是学会有话不说了。
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打击与诱惑，被崔健形容为大棒与胡萝卜。关于打击，崔健经历得太多了，“中国刚开始有摇滚巡演的时候，我去南方一个城市演出，就在演出开始前半个小时，当地的警察来到现场找我，说有几句话要和我们嘱咐一下，我们就跟他去了。可是到了地方他也没说什么，结果等我们回到演出现场的时候，场子已经拆了。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不就是演出吗，怎么能让人紧张成这样。要是唱歌能改变什么的话，我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摇滚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在崔健的经历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算是好的，因为碍于有演出许可证，有关方面并不敢把崔健他们怎么样，“办一张演出许可证太难了，还得押钱，10万、20万的，演出曲目也得上边定，有时不得不少唱几首歌，好给乐队发劳务费，都得吃饭啊。”
不过回头看来，20年中，大棒确实越来越少了，胡萝卜也渐渐多了起来，专辑的发行彻底走到了地上，演出的机会愈加频繁，摇滚圈的名利虽不像黄河之水，但也不乏泉水叮咚之声，拥有骑士精神的诗人样乐手少了，他们有的选择了归隐竹林，有的则干脆融入到了滚滚而来的追名逐利的大潮中。“诱惑比打击更容易摧毁摇滚乐。”说这话时，能感到崔健爱恨交织。“对于摇滚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也许对我个人还有点意义。不过经过了这20年，中国的摇滚音乐开始有了商业上的起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前20年中，摇滚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非主旋律的声音，现在已经在向一种生活文化转变。”
为了证明这种转变，崔健不久前还提出了“让摇滚回到生活”这样一个口号。口号有些意思，容易让人想到当下正红的“二手玫瑰”的主打作品《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当然，崔健的“生活”和“二手玫瑰”的“钱”不是同一概念，但就中国摇滚迫于经济逻辑的机械复制纷纷从地下向地上迁徙的实际来说，“钱”与“生活”在经济逻辑的策略中又是同一回事。
崔健不愿意谈中国摇滚的地上与地下，今天在他眼里生存绝对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尊重给我们提供演出机会的商人，为了他们我们也要学会迂回。但艺术家不能丢到尊严，我的朋友去排戏，所有人都坐着，只有演员站者，因为商人觉得自己给钱了。给钱了，黄金就不是黄金了。我对任何演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灯光是我的人，摄像机位我来定，现场的几个控制音像效果的，也得是我选的，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坚持的，也是谈判的条件。”现在的崔健在演出中已经学会了规避一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歌，为了生存，为了一年至少有20场演出的计划，他努力保持着他的尊严，只是有种主动的妥协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里听不到的。
崔健一再说现在的摇滚乐队都不错，他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和欧美接轨，“你最近见到的好乐队有哪些。”他随口说出几个名字。名字都很熟悉，但真的想不起他们唱了些什么，与他那些20年后依然能让很多人随口念出的歌词相比，相去甚远。“你真的真的觉得他们好吗？作为一个听众，我记得的还是你的音乐。”听到这话，崔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已经能让人感到——他的内心依旧骄傲。
忽然想起那个以《麦田守望者(blog) 》一举成名然后永远销声匿迹的塞林格的一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本报记者武静王立成
何勇：只要你活着就不能停止幻想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能看到你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何勇 《垃圾场》
采访何勇是在他和他的乐队排练结束之后。他微笑着坐到我面前，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错。何勇说排练时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最后一曲《垃圾场》将所有人的情绪拉到高潮。排练期间，他跳起来弹着吉他，那个瞬间，仿佛时空逆转，回到了1994年，香港红 体育馆。
问题多不过无穷的欢乐
1994年，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何勇、窦唯和张楚。三个音乐天才，三张经典专辑，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新天地。其中《垃圾场》是何勇的首张专辑，也是至今为止他唯一的专辑。1994年12月17日晚，香港红 体育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至今依旧被很多人奉为经典。那时的红 ，是一代摇滚人的辉煌，作为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是何等意气风发，英雄少年。
而从1996年之后，何勇几乎销声匿迹，很少再有演出。谈到曾经的辉煌，何勇说：“如果说那时候算最辉煌，只是对社会来说是这样。我自己那时候没觉得自己大红大紫，就是特别用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中。”
我的脑子只需要简单
对于摇滚，何勇说它只是音乐。“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一个体现个性，风格多样的作品，它具有时代的特征。摇滚最重要的是风格，不管是音乐的创作风格还是歌词的含义，每首摇滚乐都有自己的风格。拿《垃圾场》来说，我所要表现的思想都在歌词和舞台表现中体现出来。而它只能出现在80年代，摇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
何勇说他选择摇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喜欢。“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喜欢上摇滚。那个时候，中国除了崔健几乎没有别的摇滚乐手，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国的乐队。那个年代，留长发都算异类。当时，外国的乐队来中国演出，我看的还是录像带。我看到他们那种自由的因共同兴趣爱好而相聚的感觉就觉得特别好。我记得那时候人们还都用录音机听磁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首《we are the world》，那首歌几乎影响了我们这代人。如今再也找不到当年火热的感觉。”何勇说：“其实摇滚乐算得上是一种城市文化。因为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跟西方不可比，人口结构没有西方平衡。你看摇滚乐演出都是在省会或发达城市演。现在，对于摇滚乐市场，前景并不乐观。这是唱片业的市场环境恶劣和摇滚乐自身没有出好的作品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流行音乐也好，摇滚音乐也罢，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
说到自己创作的作品，何勇说：“这些作品就像我的孩子，都是用心创作出来的。如果非要说哪首最喜欢，应该算是《钟鼓楼》。我从小一直住在钟鼓楼，对这里感情很深。写歌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多年了，当时创作的时候应该算是一种顿悟吧。”《钟鼓楼》在伴奏时用了三弦，红
体育馆演出时，父亲何玉生曾亲自为何勇伴奏。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20年来，他参加的大小演出也就10场,“平静下来才算趋于正常。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再出现当年的盛况。虽然我们一直有一群跟随我们多年的老观众。”何勇说,“一直没有出新专辑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切事情都发展得很快，没有沉积。不是没有创作灵感，是没有好作品。音乐环境太恶劣，当年的魔岩三杰能火是因为有海外唱片公司的宣传力度够强。我这一两年也写了新的作品，但是很少，没什么情绪，随遇而安吧。”本报记者刘朔
采访手记：见到何勇的时候，他正在棚里和他的乐队排练。他背着他的吉他在唱《冬眠》，嗓音沙哑。他背对着我，没有长发，穿着T恤、短裤和凉鞋。音乐结束，他回头，对我点头说：“你好。”没有年少的轻狂，我庆幸虽然这是一张留着络腮胡子的成熟男人的脸，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
何勇：1994年，何勇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与当年的张楚、窦唯并称为“魔岩三杰”。1994年12月，“魔岩三杰”在香港红馆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002年春节前，何勇在自己家中点燃了一把火，被直接送进精神病院。2004年8月，何勇参加了贺兰山音乐节。2006年8月，他参加了深圳摇滚节的演出。
众多国内著名乐评人为纪念中国摇滚20周年演出发表评论
纪念中国摇滚动20周年大型演出，以崔健、唐朝、王磊、汪锋、谢天笑、二手玫瑰为代表的二十余支乐队，老中青三代将汇聚一堂，倾情演唱三天。这将是中国摇滚实力的一次大检阅。
众多国内著名乐评人为此次意义殊同一般的演出发表了评论。
著名乐评人江小鱼：邀请原生态参与是“溯本寻源”
著名乐评人江小鱼针对此次演出邀请原生态的歌手参与发表了如下评论：在摇滚道路上跋涉20年的崔健对民族原生态音乐一直情有独钟。从20年前的《一无所有》开始，在中国摇滚开始迈向艰难曲折的精神之旅伊初，崔健就以其无以伦比的音乐天赋把摇滚与原生态这两种音乐类型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它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共鸣至今仍令人们心潮澎湃，并构成了中国摇滚乐独特而灿烂的地标。这样的音乐形态也将被移植到于6月16日至18日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连演三场的摇滚盛会，届时将有多位民族原生态歌手参加演出，这决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个民族的美学记忆，更是彰显大地与天空、原生态与摇滚乐、人民与艺术之间的真正的溯本寻源。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中国摇滚乐需要继续“深沉而坚韧的战斗”。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对中国摇滚今后的发展作出了这样的理解：摇滚现在缺的并不是“市场”，老实讲，现在摇滚面临的社会宽容远远大于80年代，当然也不是制作和炒作问题。它之如何摆脱困境，首先是如何在娱乐时代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致误入“市场化”的误区，其次则仍然是作品。这作品仍然需要坚定的文化批判精神，完整而到位的音乐品质以及优秀的演唱和演奏。如果摇滚作品能够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我倒以为精明多了的文化商人和唱片产业乃至新兴的数字娱乐产业一定会蜂拥而上。摇滚不能闭关自守，不能固步自封，尤其不能失了锐气。我至今认为，老一代的摇滚音乐人应当以其深厚的功底继续其思想乃至音乐上的深刻性，年轻一代的摇滚音乐人则必须重新了解、认识和学习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从中获得根与魂。总之，掌握外来资源从来是中国摇滚的长处，但不善于本土化，不乐于草根化则是中国摇滚的弱项。沙漠中尚且有仙人掌，有沙棘林，中国摇滚也将有它重振雄风的未来，只不过，为了这个未来，我们仍然不需要理念上的呐喊，而是要用音乐说话，用“深沉而坚韧的战斗”。
乐评人祁又一：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棵20岁的树的枝叶蔓延。
著名乐评人祁又一针对20年中国摇滚对人们的影响这样说道：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东方世界国家扎根，用了20年初见成效，虽然之前已经有无数次无数人声称已经初见成效了，但是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现在真的初见成效了。这些成效不是票房成绩和唱片销量反映的，是那些摇滚青年的精神面貌和都市青少年的行为方式反映的。如果再过20年，20年前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因为摇滚乐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贵族运动，也不再像十几年前那么时髦，它走入了良莠不齐的时期。我们看着它，像是看到了一棵平平常常的树，它会沿着20年来的轨道继续生长下去，除了天灾人祸，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棵20岁的树的枝叶蔓延。
乐评人高星：当年喜欢崔健不次于现在超女的“粉丝”。
著名乐评人高星这样回忆起崔健对自已的影响，以及崔健的第一场纯粹的音乐会：说起1988年1月中山公园那场演出会，最高门票为5元，那时就已很贵了。西单六部口音乐厅一场古典音乐会门票才2元。那场音乐会也没有广告，也没有节目单，更没有舞台美术，一切都非常简陋，就连听众也是铁杆的先锋部队。那时，我正闹离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她也不知道崔健，也不知道摇滚乐。那一刻，我在她面前完全撕去了伸士的伪装，疯狂起来，举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上面写着“崔健你好！”这条标语的灵感来自1986年10月天安门国庆流行，北大学生举出“小平你好”的标语，可见崔健当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多高.
著名乐评人洪烛：不管是摇滚抑或诗歌，都应该是一门热血的艺术。
著名诗人洪烛兼乐评人这样地理解摇滚与诗歌的关系：是崔健把诗歌精神注入摇滚领域，还是以摇滚的鞭子抽打着放慢了脚步的诗神？总之他就是摇滚与诗歌的混血儿。他受过诗歌影响，又反过来影响更多的诗人。摇滚也是一种嚎叫，一种配乐的嚎叫——或者说，是人与乐器的共同嚎叫。崔健的成名作《一无所有》，就是一声无产阶级的嚎叫，使周围的听众（包括诗人们）的血一点点热起来。不管是摇滚抑或诗歌，都应该是一门热血的艺术。连被我视为摇滚诗人的伊沙都承认：“在我成为诗人的进程中，崔健的歌词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北岛的诗。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崔健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