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六四）：孔儒，中国文人的“（反文明）原罪”
——中国文人是中国文明历史面前的一堵永远阻碍其前进的“墙” 黎 鸣
孔儒为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反文明）原罪”？
什么是“原罪”？即从一开始即是对人类自身（文明）的“犯罪”。诚如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伊甸园里受到毒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懂得了“害羞”的“性”事，于是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从此开始了人类有生有死的连绵不断的“历史”。虽然人类的生命有生有死（因为亚当与夏娃并没有偷吃“生命树”上的“禁果”），但人类的智慧（文明）却可以不断地增长。其实，亚当与夏娃所犯的与其说是“原罪”，不如说是对于人类文明所立的“原功”，是亚当与夏娃对于人类文明所立下的最初的功勋，因为他们使得从此人类的文明，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来愈充满了智慧。
为什么人类有了“智慧”反而成了对自身的“原罪”呢？这是因为人类不仅具有肉体的痛苦，而且更有精神的痛苦，而人类精神的痛苦不仅不会随着自身智慧的增长而减少，而是恰恰相反，智慧的增长与人类精神痛苦的增长成正比例，也即人类懂得的知识越多，智慧越多，从而给自己增加的烦恼和精神上的痛苦同样也越多。上述在上帝的伊甸园中发生的故事，应该看作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神学》上的非常有意义的“隐喻”。
与上面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故事之中的《神学》上的“隐喻”相反，孔丘以及孔儒在中国历史上的诞生与形成，恰恰成了中国人自身文明的一个《人学》意义上的真正的灾难，真正的“罪恶”，因而是《人学》意义上的一个真实“原罪”的明喻——明确的言喻。
与上述《圣经》中的故事完全相反：亚当和夏娃偷吃的只是“智慧树”上的“禁果”，却没有偷吃“生命树”上的“禁果”，所以虽然从此人类的生命会有生死，但是人类的智慧却能够随着时间而在人类的代与代之间不断地增长。而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孔丘没有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却似乎想偷盗上帝伊甸园中的“生命树”上的“禁果”，可是最终并没有真正偷吃成功，而是终于被上帝的使者追回去了，然而可悲的是，孔丘的从此沾满了人类生命血腥气的“血统论”的邪说，也即儒家的反人类文明的“礼乐”的“血统论”的邪说，却变得相当地长寿，而且一直让它长寿了两千多年；更可悲的是，孔丘的极端反人类文明的“血统论”的“礼乐”的邪说虽然“长寿”，可是中国人的智慧却反而因为这种邪说的“长寿”而长期严重地遭受到了极端有害的相反方向的抑制，以至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文明的智慧，几乎完全停止了增长，甚至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经常处于倒退的状态。
这种让中国人的智慧停止了增长的“历史”，实质上即反映了反人类文明的真“原罪”，而且这才是人类文明历史之中的真“原罪”，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喻”，而是最明明白白的“明喻”，或者说，孔丘以及其“孔儒”的诞生和形成，原本即是后来历代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所有的中国文人们的（反文明）“原罪”的本身，或者说是永远都难以消除的（反人类文明）“罪恶”的“根源”。
孔丘，以及孔儒的（反人类文明）“原罪”，后来完全都变成了中国文人们的（反人类文明的）“原罪”。因为后来的中国文人们完全都只读孔儒的“书”——“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等，这使得他们不仅增长不了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加压抑了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加遮蔽了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加伤害了中国人的智慧，甚至更加彻底地毁灭了中国人的智慧。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人们的“尊孔读经”，事实上是把中国的文人们全都变成了无道、无德、无仁、无义、无理、无知、无用、无耻的世界上最愚蠢、最卑鄙的“文人”，中国文人们在世界上的最愚蠢、最卑鄙，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最愚蠢、最丧失了“人”的地位。所以，孔儒，确实就是中国文人们的（反人类文明的）“原罪”，而接受了孔儒的（反文明）“原罪”的中国文人们，又更进一步形成了中国文明历史面前的一堵永远都在阻碍其前进的“墙”，即是一堵永远都在封闭中国文明的历史，并从而使之永远都只能在极低的历史水平上自我循环、自我拆台、自我摧毁，甚至最后自我灭绝的“墙”，或又称一堵看不见的无形的孔儒意识形态的“万里长城”。完全可以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是因此，而不能不终于变成了一个仅仅只能在极低的历史水平上的自我恶性循环（自我拆台、自我摧毁、自我灭绝）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完全被自身的“墙”、被自身的永远看不见的无形的孔儒的意识形态的“万里长城”所封闭、所堵塞、所毁灭的历史。
为什么说中国文人是中国文明历史面前的一堵永远都在阻碍其前进的“墙”呢？
这是一堵什么“墙”啊？这是一堵“鬼打墙”（这是历代“为虎作伥”的文人伥鬼们——现在又称“五毛党”们打的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它是随时随地地都挡在中国文明历史的面前并专门阻拦其前进的“墙”。为什么中国文人会是专门阻拦中国文明历史前进的“鬼打墙”呢？因为中国文人基本上，不说百分之百，至少也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中国的儒家文人，而儒家文人们第一，反自然，反“自然法”；第二，反社会，反社会理性；第三，反道、反真理、反规律、反逻辑、反智慧，所以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儒家文人们都是专门培养出来，仅仅是为了给中国传统的封建的极权的专制的既得利益者集团效劳，并从而心甘情愿地当奴才、做走狗、打前锋的“非文人”、“乏文人”、“无文人”。极其可悲的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除了有儒家文人，根本就几乎没有其他的可以称作真正文明“文人”的“人”，或者说得稍微“客观”一点，极少极少，少得简直就可以几乎完全忽略不计。说白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几乎就没有产生过真正有力量能够推动中国文明历史前进的真有“文明”价值的“文人”。
大家一定应该注意到，一个民族如果匮乏肩负“文明责任”的“文人”，这个民族的“文明的历史”就将绝对只能是非常低贱的、非常卑劣的、非常悲哀的“乏文明”的“历史”。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明历史”，即是明显地如此“乏文明”的“历史”。说白了，中国长期以来严重地匮乏肩负“文明责任”的真正的“文人”，而惟一只有“非文明”、“乏文明”、“无文明”的“反自然”、“反社会”、“反道”、“反真理”、“反规律”、“反逻辑”、“反智慧”的中国儒家文人。
与中国人的“文人”只能来自孔丘的儒家传统不同，西方人的“文人”来自两种传统，一种是来自希伯来一神论宗教传统的文人，他们多数是宗教先知、教士、牧师等等；另一种是来自希腊哲学传统的文人，他们多数是具有自由职业，例如医生、律师、教师、工人、农民、商人，也可以是政府的官员、军士，甚至是贵族、国王等等。柏拉图即有名言：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
仔细分析西方传统的文人，他们不具有“反自然”、“反社会”、“反道”、“反真理”、“反规律”、“反逻辑”、“反智慧”的历史的劣根性，而具有这种历史劣根性的文人，惟一只有中国的儒家文人。
为什么说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反自然，反‘自然法’”？
因为他们的“祖宗”孔丘所永远维护的“礼乐”、“天命”、“宗法”、“血缘”、“人治”等等，即是明确地“反自然”，而且很明显，历史上所有“儒家”的“知识”，完全与“自然”无关，甚至还蓄意把关心“自然”的人称作“小人”。例如孔丘之“骂”请教“园艺”的樊迟：“小人也。”不仅如此，孔丘主张“修己安人”，实质上是修己安亲、安尊、安长，而竟然反对人人的为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一切努力和抗争的“自然法”，而无理地要求人们绝对地遵守“亲亲尊尊”，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为什么说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反社会，反社会理性”？
因为他们的“祖宗”孔丘所永远维护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的永远“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是明确地“反社会”。可以说在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时间之中，根本就只有“不平等”的“天下”，也即事实上的“丛林”，而完全没有形成过真正人类的“社会”，也从而不可能兴起中国人的“社会”的“理性”。孔丘没有社会之中人人平等的“理性”，而只有普天之下人人不平等的“礼性”。
为什么说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反逻辑”？
儒家文人何止是“反逻辑”，而是根本就不知道天下有逻辑，更不知道需要逻辑。《论语》之中的子曰圣言，完全是孔丘及其弟子们的直觉的独断，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对语言之中词语（概念）定义的重要性，而完全是随心所欲。如果孔丘真正重视什么东西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话，那也只有对于“礼乐”的强调，特别是对于“大人”之言、“圣人”之言的权威性的强调。正是因此，孔丘特别要求中国人必须“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总之，在孔丘看来，“礼”（而不是真理的“理”）才是天下至高的“一切”。如此头脑僵死的孔丘，他怎么可能会知道人类尚需要什么思维的“逻辑”呢？再说，在孔丘的眼里，君主的说话、大人的说话、长官的说话、师长的说话，全都是权威性的说话，根本就是不容置疑的，更不容许辩论。对于不允许辩论的中国人来说，需要“逻辑”干嘛，更甚至需要“语法”干嘛？
说穿了，由于孔儒如此的“天地君亲师”的绝对权威，中国人完全只须听从“命令”，只需要有一个会记忆“命令”的脑袋就完全可以了，根本就不必要有理解，更不必要有创新。这样的中国人比现代西方人的机器还“听话”，所以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会发明机器，也不需要有人会发明机器，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是“大人”、“圣人”们的最听话的机器。中国的文人们，就更是中国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经过儒家专门训练的最驯顺的“活机器”，这些最驯顺的“活机器”们再又把他们的那套“文化”用来训练历代中国人的子子孙孙。
“反逻辑”的中国儒家文人，实际上也即是“反道”、“反真理”、“反规律”、“反智慧”本身的人们，因为在我看来，老子的“道”、西方人的“真理”、“规律”、“智慧”等等，事实上与我今天所认识到的“全息逻辑”完全等价。所以“反逻辑”，也就是“反道”、“反真理”、“反规律”、“反智慧”。至于如何全面地理解“全息逻辑”，我将会在后面相关的文章之中进行专门深入的介绍。
如此看来，把历代所有经过了儒家训练的中国文人们视为中国文明历史面前的一堵永远阻碍其前进的“墙”、一堵无形的“万里长城”，真是形象极了，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根本就没有获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这是因为，大量的中国文人们本身即是中国文明历史面前的一堵永远阻碍其前进的“墙”，一堵无形而自我封闭的“万里长城”，而历代的中国人竟然让这样的一堵“墙”或一堵无形的“万里长城”去肩负中国“文明的责任”，如此的中国文明历史，将怎么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呢？而这堵“墙”本身就是对中国文明历史之所以严重停滞的一个最好的“答案”。（20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