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货币和非国际货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核心区别。这样一种区别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及汇率制度选择上本应有所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并非国际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国家需要随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积累其国际货币储备，而这只有在使国际收支产生盈余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也意味着其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由此，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向发达国家汇率模式靠拢的改革不仅将中国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更快地消化剩余劳动力以完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赶超。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剩余劳动力的消化为前提条件。
中国自2005年以来开始推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改革目标是将传统的盯住美元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向发达国家汇率模式靠拢：即以市场供求为导向，减少政府干预，增加汇率浮动。金融海啸曾使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有所停顿，然而，最近改革已经重启。
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一直伴随着美国的压力，而中国政府却一直对外宣称：中国启动汇率制度改革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然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真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吗？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币汇率之争从来就是利益之争；中国传统上选择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是基于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非国际货币之地位；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的前提下，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向发达国家模式靠拢的贸然改革将使中国经济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当前汇率及汇率制度之国际格局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原因，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例外。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牙买加体系所确立的“自由选择”原则基础上构建而成。按照牙买加体系，各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包括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总体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元国家等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而与此同时，中国及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包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尽管牙买加协议容许各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自由地选择汇率制度，然而，它又对各国的自由选择套上了一道枷锁??“汇率操纵国”。1977年，在牙买加协议通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由发达国家成员国构成）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基金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汇率、操纵国际货币体系、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
显然，这样一条貌似公平的规定是针对那些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规定，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其目标汇率时不应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我们发现那些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央银行所设定的汇率目标通常使得本国货币故意贬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汇率操纵国”。
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它们又敢冒“汇率操纵国”之大不韪而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
非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币值取决于其内部实质性的含金量，因此任何货币都可以看做是国际货币，其国际地位均等。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将美元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然而各国货币还仍然与黄金有着间接的固定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双挂钩"能够维持，只要各国货币能够按"双挂钩"自由兑换，则各国货币仍然都可以看成是国际货币。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纸币化时代。在牙买加体系下，货币真正非黄金化，由此，各国货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技术等优势以及庞大的黄金储备，拥有较高的国家信用，因此他们的货币发展为国际货币；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落后，其货币为非国际货币。就美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消弱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即世界货币）的地位。在惯性的推动下，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视美元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即使是欧元的出现也难以撼动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拥有国际货币或非国际货币的区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核心区别，同时也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中最典型的非对称特征。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上被承认的可以充当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的某国货币，它的前提是货币可自由兑换。非国际货币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不能够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兑换成国际货币。
那么，这种非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选择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
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看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之选择
首先，我们将从非对称国际金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如何确保本国经济安全的视角来进行考察。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其中央银行不会对其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如利用本国货币买卖外汇等），从而也没有机会积累外汇储备。这对本国货币为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而言，不存在任何风险，因为其货币本身就可用于国际支付（或可兑换成另一种国际货币用于国际支付）。然而，当该国的货币为非国际货币时，该国必须以他国货币（即国际货币）来支付各种进口和国际债务等，于是，累积足够的国际货币以防范各种风险成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目标。
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2000年伦敦原油期货价格不足30美元一桶，至2007年一路上涨至140美元；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又开始掉头下跌至30多美元；目前又重新上涨至70美元。石油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其价格的暴涨暴跌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高达21838万吨，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已升至56%。仅石油进口一项，中国近几年的年支出就高达千亿美元以上，而其占总进口的比例也已经从1995年零比例上升至现在的13%左右。可以设想，在国际金融资本炒作的背景下，石油价格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次暴涨。
发展中国家储备国际货币的第二个原因通常是为了避免偿债风险。截至2009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4286.47亿美元，就当前来看，中国外债偿债率、负债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等主要指标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但世界债务问题不容乐观，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典型案例就是拉美债务危机及其之后出现的大量国家债务问题。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陷入了债务危机：如金融危机以来的冰岛国家破产，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风险对于可以发行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来讲可谓小菜一碟，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问题，但对于不具备发行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就可能是灭顶之灾。由此我们看到，积累足够的国际货币是当前非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
尽管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积累国际货币成为可能（注意，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不会对其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如利用本国货币买卖外汇等，从而其中央银行也没有机会积累国际货币储备），然而，实现这种可能仍然需要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只有当中央银行所设定的汇率目标使本国货币足够贬值，从而使得国际收支产生盈余时，中央银行才有可能通过用本国货币购买国际货币的方式增加其国际货币储备（即增加国际货币储备要求国际收支产生盈余，从而要求本国货币贬值）。
综上所述，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并非国际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家需要随本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加其国际货币储备，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选择使本国的国际收支产生盈余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
中国的外汇储备足够了吗？
中国目前的国际货币储备已高达世界之最的24471亿美元（2010年3月的数据）。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没有超过日本，但其外汇储备已远超日本，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了，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增加国际货币储备了。
首先，我们想说明的是，日元是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则是非国际货币，因此，两者没有可比性。
其次，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也势必不断增加，而按照相关的外汇储备理论，其适度的储备规模本应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长。
第三，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定价权并不在中国手中，而其价格未来必然会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下再次重新暴涨。事实上，各种迹象已经表明，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对象已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
第四，由于中国外汇资产上的管理失误，中国所购买的近4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已从人间蒸发（这一事件由谁负责？是否应该追究其责任？）
第五，当人民币升值时，美元自然会贬值，这也同时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包括石油等）其价格必然会上升，这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再次无意间削弱。这里，我们不妨简单计算一下因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给中国外汇贮备的实际购买力所造成的损失。中国现有外汇储备约为24400亿美元，按现有汇率6.79计算，其价值相当于165676亿元人民币。如果美元不贬值，即汇率仍然按2005年的8.2计算，则现有的外汇储备本应相当于200080亿元人民币。由此，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使得中国的外汇贮备无意间蒸发了200080 – 165676 = 34404亿元的人民币购买力。
难道我们真的有理由继续使人民币升值？继续使我们的百姓用低廉的劳动辛辛苦苦所挣得的外汇储备化为乌有吗？
从优化资源配置看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之选择
以上是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所进行的分析，下面我们将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视角考察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二元经济，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闲置资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当前环境下无论是从本国还是从全球的视角，资源都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是典型的非帕累托均衡。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存在改善世界总体福利的空间。而汇率的变动如同相对价格的变动，它同样调节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因此，从增进世界总体福利的视角，衡量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不应只看其是否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而更应该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毫无疑问，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将更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与此同时，由于本国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与国际市场相比更为便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汇率制度更能吸引外商投资。就存在着大量未被使用的经济资源（如过剩劳动力等）的发展中国而言，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使那些闲置的资源得以利用。这将提高资源分配的有效性，从而使本国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以提高，而发达国家居民的福利也因享受到更为便宜的进口商品而得以提高。
结论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所执行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是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对当前不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所做出的一种自然反应；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反应也符合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原则。而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向发达国家模式靠拢的改革无疑将中国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与此同时，它也不利于中国更快地消化剩余劳动力以完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赶超。
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讨论，唯有在下列两个条件下，中国才可以放弃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
1.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或即将用完，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2. 人民币已经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壮大了本国的经济、技术等综合实力；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实现了本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也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建立了为发达国家服务的国际金融秩序。然后，发达国家以自由为幌子，不仅将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而且以强权形式干预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自主选择的权利，炮制出“汇率操纵国”这一概念并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一道“紧箍咒”。在这种非对称、非公平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也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然会选择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就中国而言，未来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非人民币汇率制度向发达国家模式靠拢的改革（关于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作者将另文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