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的非平衡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种非平衡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显得尤为突出。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国际贸易的顺差，这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世界之最的24471亿美元（2010年3月的数据）；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贸易则长期处于逆差之中。对于这种非平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各种观点也是莫衷一是，甚至有学者直接将金融海啸归咎于世界性的这种非平衡：在他们看来，高顺差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反流美国“猎取收益”，由此推动了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泡沫，造成了金融海啸乃至全球性经济危机。
毋庸置疑，对中国贸易高顺差及巨额外汇储备的批评，其矛头直指中国所实施的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然而，执行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并非中国所独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于是，为什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会选择这种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这种非平衡现象又该如何化解？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上选择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是基于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非国际货币之地位；要使中国真正完全放弃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必须国际化，而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中美之间签订具有常态化的货币互换协定。
美元霸权：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币值取决于其内部实质性的含金量，因此任何货币都可以看成是国际货币，其国际地位均等。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将美元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然而各国货币还仍然与黄金有着间接的固定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双挂钩"能够维持，只要各国货币能够按"双挂钩"自由兑换，则各国货币仍然都可以看成是国际货币。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纸币化时代。在牙买加体系下，货币真正非黄金化，由此，各国货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技术等优势以及庞大的黄金储备，拥有较高的国家信用，因此他们的货币发展为国际货币；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落后，其货币为非国际货币。就美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消弱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即世界货币）的地位。在惯性的推动下，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视美元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即使是欧元的出现也难以撼动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拥有国际货币或非国际货币的区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核心区别，同时也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中最典型的非对称特征。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上被承认的可以充当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的某国货币，它的前提是货币可自由兑换。非国际货币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不能够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兑换成国际货币。
那么，这种非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选择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的固定汇率制度？
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看非国际货币国家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之选择
由于国际货币可以用于国际支付（或可自由地兑换成另一种国际货币用于国际支付），因此，当一个国家所发行的货币是国际货币时，该国无需积累外汇储备。事实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外汇储备的作用已越来越小。然而，当该国的货币为非国际货币时，该国必须以他国货币（即国际货币）来支付各种进口和国际债务等，于是，累积足够多的国际货币以防范各种风险成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目标。
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2000年伦敦原油期货价格不足30美元一桶，至2007年一路上涨至140美元；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又开始掉头下跌至30多美元；目前又重新上涨至70美元。石油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其价格的暴涨暴跌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高达21838万吨，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已升至56%。仅石油进口一项，中国近几年的年支出就高达千亿美元以上，而其占总进口的比例也已经从1995年零比例上升至现在的13%左右。可以设想，在国际金融资本炒作的背景下，石油价格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次暴涨。
发展中国家储备国际货币的第二个原因通常是为了避免偿债风险。截至2009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4286.47亿美元，就当前来看，中国外债偿债率、负债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等主要指标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但世界债务问题不容乐观，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典型案例就是拉美债务危机及其之后出现的大量国家债务问题。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陷入了债务危机：如金融危机以来的冰岛国家破产，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等。事实上，希腊等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仍然在于其加入欧元区以后不再具备发行国际货币之能力。
由此我们看到，积累足够多的国际货币是当前非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之必然选择。
然而，当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度时，其中央银行一般不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如利用本国货币买卖外汇等），从而也没有机会积累外汇储备。当然，纯粹的自由浮动并不存在，发达国家有时也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然而，这种干预通常是为了避免汇率波动过大，而其目标并不是为了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因此，只有固定汇率制度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国际货币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实现这种可能还需要使本国货币故意贬值。只有当中央银行所设定的汇率目标使本国货币足够贬值，从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产生盈余时，中央银行才有可能通过用本国货币购买国际货币的方式增加其国际货币储备（即增加国际货币储备要求国际收支产生盈余，从而要求本国货币贬值）。
以常态化的货币互换机制化解汇率之争
综上所述，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并非国际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家需要随本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加其国际货币储备，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选择使本国的国际收支产生盈余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这实际上是造成当前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由此如果我们设计出一中机制使得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无需担忧其国际支付的可能风险，则汇率及贸易的不平衡之争就可得以化解。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机制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即所谓常态化货币互换机制。
所谓常态化的货币互换机制是指国际货币发行国与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中央银行之间按照协议所设立的一种经常性的货币互换机制。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当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中央银行的外汇贮备低于某一预先设定的指标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可以向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用本国货币兑换国际货币。
显然，如果这样一种货币互换机制能够顺利实施，则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无需对其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或无需以积累对方货币为目标的外汇市场的干预）。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货币互换机制也同样体现了双方对对方货币价值的相互承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双方货币地位的不平等。更深层次地讲，当前的固定汇率制度可以看成是非合作情况下博弈的结果，而建立在货币互换基础上的浮动汇率制度则是在合作情况下博弈的均衡。
中美之间设立常态化货币互换机制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已经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过货币互换，然而，这种互换通常是一次性的；与此同时，美联储除了与欧洲中央银行偶尔有货币互换之外，并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过货币互换。中美之间货币互换的主要障碍在于美国。
然而，由于美国如此迫切地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其对人民币币值的认可，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要求中美之间签订常态化的货币互换协议。当中国明确表明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的改革是以中美之间签订常态化货币互换为前提条件时，我们相信，美国不得不慎重地考虑中国的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设立常态化货币互换机制仍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