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行信贷的波动与信贷决策失误之间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景气时期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偿债能力往往过于乐观，导致信贷政策放宽、信贷标准降低，于是许多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并在到期后出现违约和不良贷款现象；另一方面在衰退时期，银行不良资产趋于增加，信贷政策趋于保守，使得许多正净现值的项目被拒贷，从而出现信贷政策失误（Lending Policy Errors）(Gabriel Jiménez &； Jesús Saurina，2005)。许多监管实践发现，银行的许多信贷决策错误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而不是衰退中间发生的。这使得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的特征。对此，Guttentag 和Herring（1984）发展了一个在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情况下的贷款者行为模型。他们指出银行具有“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行为，在一次危机过后随着时间推移，倾向于低估那些低频率外部冲击事件发生的概率，以至于承担了与其资本实力相比较大的风险敞口，从而形成信贷周期。Rajan（1994）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提出了由于认知偏差而造成有限理性的银行家短期“羊群行为(Herd Behaviour)”，因为有限理性的银行家像普通投资者那样也是有限理性者，在经济波动出现上下行拐点时，信贷市场上会出现群体性多贷和群体性拒贷两次“羊群行为”，造成信贷扩张与紧缩并形成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反过来又强化了实体经济的波动。[1]Rajan还以1990年代早期发生在新英格兰的银行危机来论证了这个理论。

Bemanke &； Gertler（1989）指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不对称信息，关于投资项目的回报是企业家的私人信息，贷款人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得到。因此，银行对潜在借款人发放贷款的信息也是一种私人信息，基于此，Gorton和He（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考察了银行之间相互影响的借贷行为。他们提出了一种内生信贷周期的模型，这个模型假设“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效应会影响银行的行为，银行之间围绕收集有关潜在客户的信息展开了战略式（重复）博弈，并直接导致了信贷周期以及周期性信贷紧缩的产生；这主意是通过反映银行信念（bank’s beliefs）变化的执行差异指数（performance difference index）来体现的。Berger 和Udell（2004）基于银行贷款行为自身的周期，而不是整个经济周期而提出了“制度性记忆假说(Institutional Memory Hypothesis)”，解释了顺周期性现象的存在。他们认为，银行信贷周期中信贷员辨别审查能力的退化会导致信贷标准的降低，从而贷款给本应被拒绝的低信用水平的企业。并认为由于银行管理层与信贷员之间、管理层和银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使制度性记忆问题及其对信贷标准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李国栋等（2009）用勒纳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对中国银行业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进行考察，得出中国银行业信贷竞争程度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特征。[2]这算是对银行竞争行为导致顺周期性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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