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是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从应对后危机时代外部不确定性看，2009年中国虽然GDP同比增长实现“保八”目标，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但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今后中国显然需要寻找其他的增长源泉。从贸易立国、投资立国到消费立国，这是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直面的最基本命题。从中长期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与消费过度引爆全球危机的美国相比，中国的现实是内需消费严重不足。因此，中国多层次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大幕的开启，推演生成的必将是居民消费持续升级、产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广阔蓝海。

　　扩大消费应立足于城市消费。内需说到底，就是居民的购买力。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2％，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平均为 63％，我国居民消费率却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低10多个百分点，在世界上处于明显偏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促进消费增 长，首先要稳定和刺激城市消费市场的发展。

　　芜湖扩大居民消费的思路：

　　 1、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能力。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才能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按照十七大要求，国家将采取综合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我市坚持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上：

　　一是合理确定城乡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中长期（如“十二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重要工作目标。

　　二是建立和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现在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这可怎么办?”生活中，有不少市民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究其因，当下主流经济学流行“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的“提高工资危险”论的观点。当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将低工资制作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城市的长远发菜和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相反，提高工人工资，就等于扩大产品的市场，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畅，如此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不富都难。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于是有了经济高速发展。据此建议市委市政府结合“十二五”规则，出台有关鼓励职工与用人单位集体协商工资的政策规定，允许职工集体就工资事项提出协商要约，通过用人单位与职工集体平等协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根据芜湖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我市城市低保从1997年底起步，到2002年实现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近十年，我市低保标准也逐步提高，市区初期保障标准仅为120元；2002年7月份保障标准提高到192元，2004年保障标准提高到192元，2005年保障标准提高到220元，2006年保障标准提高到240元，2007年保障标准提高到252元，截止去年（2009年）芜湖市完成城市低保提标工程，保障标准提高到280元(三县城镇220元)。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00 多个城市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市此项工作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应是抓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与相关政策的协调，如粮食部门制定为贫困人口供应平价粮、油的政策；公共交通部门对贫困人口的乘车车票的减免优惠；市政电力部门对贫困人口的水、电费和住房、取暖费给予减免优惠；教育部门对贫困人口的上学学费给予优惠；劳动就业部门对贫困人口的就业培训收费给予优惠等。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形成一个更加合理并具有可持续的新制度，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

　　四是努力化解农民后顾之忧。2007年末，芜湖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3.8万人(其中农村老年人约21.3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4.7％，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断加快，农村实际居住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还要高于这一比例。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已基本实现政策全覆盖相比，芜湖市绝大部分农村人口未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事实证明，当农户参加了合作经济组织和医疗保险时，农民会增加即期消费，也就是说，农户在面临较少的预期风险时，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会减弱，有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进多元化的筹资模式，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投入，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解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科学制度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实施方案，探索建立县级农村合用医疗救助基金。

　　五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住房是城镇居民重要的财产，具有长期的财富效应。根据国外经验，从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到轿车、电脑、住房消费，即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发展，农村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发展，需要7-10年积累期。芜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房价步入上升周期，这一阶段也是城镇居民第三次消费升级阶段、也是居民消费升级的资金积累期。也就是说，芜湖未来7-10年，将以家电在农村普及，商品住房、小轿车、电子信息产品逐步进入城市家庭为主要标志。目前这种整体性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还处于积蓄阶段。然而，芜湖房价长期高企，目前均价在3800至4400元左右，比省会合肥还高。加大保障性住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让买不起房的居民和初始就业者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可以减小房价过快增长对消费的抑制作用。继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之后，芜湖市可以考虑吸引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试点，推广无抵押消费贷款等直接刺激消费的措施，开展信用消费。

　　2、优化政府支出，启动居民公共消费需求。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快于政府总支出增长，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一是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努力降低政府运作成本。芜湖市自1998年推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以来，一直在努力压缩行政机构、人员，“吃财政饭”的人连续十年递减，实际效果明显。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降低政府运作成本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效率型政府。一方面,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按照“精简、效能、廉洁、高效”的原则,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重新界定部门职能,厘清“决策、执行、监督”的管理体制,将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从分指标、分项目、分资金等逐步转移到法制建设、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上来。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公务员的退出机制,以彻底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同时,积极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减少政府的直接管理。

　　二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而我国长期以来财政预算安排中,用于社会公共性的支出不尽人意。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地发展,我们必须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发展的传统做法,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让全体百姓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和改善民生问题。在教育方面，据调研，“十二五”期间，我市初中阶段在校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高中阶段在校人数也将从2011年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周期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预计2011年达到1000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从国际义务教育的发展看，英国从1963年开始确定11年义务教育，而英国1970年的人均国GDPO 2250美元；前苏联1984年实行11年义务教育时，人均GDP也在2000美元左右。因此，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看，芜湖已基本具备了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条件。芜湖市应加大财政投入，改善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条件，在全省率先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在增加医疗卫生投入上，芜湖市是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多家公立医院已组建三大医疗集团，构建公共卫生体系。按规划，到2020年芜湖市将建立和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即“四大体系”和“八大体制机制”，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要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抓紧建立健全医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促进就业支持机制，廉租房保障资金筹集机制。

　　三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放在首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农业作为政府的保护对象,加大农业财政投入,才能有效解决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城乡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芜湖市加大对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年将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信息网、公路网，并鼓励各种不同成分的经济主体增加投入，改善农村的硬件设施，减少政府支出以便将这方面资金转向不断增加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

　　3、引导农民正确消费，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2009年，芜湖市城镇、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去年同期，同时随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措施的逐步开展减弱了农民的预防需求，以及国家实行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都直接增加了当期的消费。2009年农村消费还出现了“农村消费观念城市化”的现象，即金融危机把农民工逼回了农村，农民工回村之后，将城市的一些消费习惯带回了农村，这将有助于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不过，矫正农民不正确的消费预期，破除小农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还需要加强引导。引导通过勤劳致富，换取生活的改善，提高生活质量，领略新的消费时尚，拓宽消费领域，由由单纯的吃、穿、用等方面的物质消费扩展到更多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由满足生活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发展。

　　

　　4、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从根本上扩大居民消费。

　　在居民收入、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倾向这三个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中，城市化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唯一因素。有研究表明，一个市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民三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城镇人口比重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胡少维:《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40~45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城市化率对消费水平的贡献率为17·6%（樊纲、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第13~21页）。因此，减少农民，提高城市化率应作为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我们走的都是工业化路线。工业化必然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的工业化必然产生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必然带来强劲的出口，以外需满足产能扩张的需要。当面临金融危机外需受阻，内需又滞后的时候，巨大的产能就会形成过剩。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30年乃至60年甚至上溯到自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实现内需替代外需。城市化必然会产生集聚的消费力：一方面,城市化能促进消费增长:首先,城市化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城市化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非农产业发展,特别是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不仅增加了民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增加了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次,城市化能提高消费集聚程度。城市化所产生的一个显著的效应就是生产与消费的高度集聚,依靠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分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消费条件和环境的成本,可以提供更多的更完善的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从而提高消费效率。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又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消费增长通过乘数原理直接拉动城市经济总量增长,消费品的升级在需求导向下又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随着企业的不断规模化和专业化,公共消费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耐用品和服务消费者群体不断扩大,消费集聚成为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城市化水平和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城市化的关键是减少农民，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民市民化有二个关键，失地农民市民化和农民工市民化。芜湖市从2003年起开始探索失地农民的保障，2004年9月制定出台了《芜湖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但政策的思路主要是对失地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进行保障，对于大多数青、中、壮年农民来说，在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岗位和社保补贴等方面进行社会援助，鼓励他们通过就业和创业加以保障。这实际上是以土地换社保、土地换非农就业岗位、宅基地换城市住房，以完成失地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但从根本上说，没能从整体上研究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没能站在城市化的高度，将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农民市民化结合起来，研究如何促进失地农民向城市新市民的转变，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这客观上造成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些倾向，如把整个农村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区，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土地；或者随意改变土地产权关系，“拿土地换身份”、“拿土地换社保”。类似的情况，在近年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存在，其结果是房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农民则成为最大的输家。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需要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形式转移土地经营权，这意味着创新农村土地产权还有很大的空间。芜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改革试点。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是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为前提的。现行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善主要是因为土地市场发育不全，土地价格被扭曲，价值无法实现。完善农地市场的重点在于依法培育和发展以农地使用权为基础的农地流转市场。2008年安徽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骤然提速，提出建立并实施农民住房产权登记制度，农户获得建设部门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后，有望以农村住房作抵押获银行贷款。同时，浙江省根据农民住房特点和银行抵押贷款的条件，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试点农房抵押贷款。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要拓宽农户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覆盖面，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抵（质）押标准，创业人员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均可作为抵（质）押品”。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必要根据《土地法》和《物权法》等法律细化拓展农地承包经营权，细分为法定承包权、占有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土地转包转让权、土地入股权、土地抵押权、优先承包经营权、继承权等等，明确所有权主体、划清各个农民土地使用权边界，使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转让、转包、入股、抵押和“四荒”拍卖等流转形式合法。目前全国农地入市出现了南海模式和昆山模式，南海模式满足工业对成片土地需要，昆山模式是由农户充当农地转用的权利主体，这这芜湖市在新形势下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农民市民化的另一个关键。在我国特殊户籍制度下，完全实现就业和户籍同时转移的农民工比例还不高。一大批进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来源，却并未在城市落户；非体制内单位就业的进城农民工在技能认定、职称评聘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障碍。虽然他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水平与其他市民已经没有了很大的本质差别，但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自身思想观念来说，他们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配套政策的安排。首先,应该加快推进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基础。关于人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注册登记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具体制度的限制，许多农民进城后无法融入到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只能在体制外生存而成为流动人口，大大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芜湖市自2003年开始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户口”，放宽户口准迁政策，实行户口准入制度，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社会功能和政策性障碍，以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入户条件，实现社会待遇与户籍脱钩的户籍改革的新政策。作为制度变迁，芜湖市户籍制度改革在新阶段可以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将农民工的工作或生活地作为农民工的户籍登记地点,彻底消除福利待遇同户籍性质相挂钩的状况。其次,建立城乡公平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从制度上确保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等各方面的可比性、接续性。在制度设计上,从优先保障农民工生命权的角度,可率先建立农民工的工伤和医疗保险,工伤、医疗保险的额度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相挂钩,在这两大保险建成后在逐步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并最终建成农民工整体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改变目前义务教育的划片管理模式,实行义务教育的属地管理,从制度上确保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使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生活的亲和力和认同感。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只有改善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公正才能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