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振龙

过去两年，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河北沧州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去年11月，沧州南皮县的两起“敲诈政府”案在河北省高检关注后撤销（2月25日《新京报》）。

要说本国的大地就是神奇，你还非得承认不可！相距不远，去年四月份通过河南灵宝王帅、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两起轰动全国的“帖案”我们刚见识过什么叫“诽谤政府”及其严重性，尤其上网遭遇“跨省追捕”的危险性，这不，接着“诽谤政府”的脚后跟，“到北京反映诉求”、“长期在外反映问题”，“敲诈政府”它也来了。不得不由衷地慨叹，又被人民“诽谤”又被人民“敲诈”，我们的某些人民政府活得真是不容易！

“诽谤政府”是个什么东西，已有了定论。早在王帅、吴保全案案发之初，即有法学专家申明了这个简易的法律常识：依据现行《刑法》对“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的明确限定，该罪是指对自然人人身或者人格进行了攻击，其保护对象是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并不涉及政府机关或者企业。换言之，根本就没有“诽谤政府”这一条。何况国家机关政府作为公法人，是没有名誉权的，也压根不是诽谤罪所指称的客体。所以诸如此类的“罪名”子虚乌有。

然，看似更生猛的“敲诈政府”，又会是个什么东西呢？报道说有“至少4名农民”已经因之“获刑”了，那么同“诽谤”一样依据的显然也是《刑法》？请原谅读过几年法律书的笔者很怀疑：“诽谤政府”现代社会之前貌似有，比如家天下时代本国皇帝老儿玩过的“文字狱”，但别说是本国的《刑法》，翻开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部刑法或其他法典看看，恐怕都不会找到“敲诈”政府或类似的字样，以及谁人被判“敲诈政府”的记载。幸甚至哉，终于在人类进化到了公元2010年的今天，我们沧州的法院、政府还有检察院据称是在“一边给钱，一边抓人”、“无律师辩护审判”等多种形式下完成了填补空白的大业，赢得了举世瞩目。

是的，不足完整的一年内，先有“诽谤政府”再有“敲诈政府”接下去还会有什么“xx政府”纯属天知道，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为之沉重为之神伤。譬如，我们的政府何时才能懂得慎用权力？权力何时才能归于法治？法治何时才能成为与普罗大众同在的有力捍卫者？等等，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的问题。而回归到两类案件的本身来讲，这些却还不是我最揪心的。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诽谤政府”也好，“敲诈政府”也罢，实质上折射出的都是基层“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时下发生在农民（及其子弟）身上，被权力机构剥夺之不足还被暴力相向的农村社会事件。再细化一点，前者涉及到的是土地维权，农民之于地方政府的抗争；后者就现有还不甚详细的报道来看，则涉及到了行政诉讼的多个方面，续以“上访”、“民告官”，压轴一出不是“精神病”了，换成“敲诈政府”的“刑犯”，抓起来更名正言顺。概言之，基层的行政乱相究竟乱到怎样的可怕地步，黑灰的权力机构到底都有多么嚣张，农民的“活着”是何等脆弱的一张纸，或许都远远地出乎了我们的想象。而一群打上引号“诽谤政府”、“敲诈政府”的人，莫不确确实实正是荒凉现实中可以被当地政府部门肆意拿捏、狩猎，甚至以“本土法律”名义处刑的对象。

这些，未尝不是摆在台面上已有些年月了。倘若仍不得解决，未来的基层会沦陷成什么样子，我们是不知道的，却也没有任何人会希望等到、看到。眼下新一轮“民工荒”又来了，都押宝说农民工牛了要拿大钱了，可是你我又有几人真切地知道，他们候鸟来去过年回家的“外出”——越来越留恋城市间天与地的“外出”，其实更像是一场“权力难民”奔向“异国”求生的逃亡？笔者的最揪心也正在于：假如矛盾淤积到一定的地步，置于政府刀刃上的农民会否就是那么好欺负？瓮安、孟连的“镜子”没人照过？

注：具体见报文字请实名搜索2010年2月26日《法制日报》、《武汉晚报》等，此为个人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