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我对一部我刚看完的电影表达了我个人的态度，这本来纯属于一种极私人的行为，一种感受的即时性表达，只是这种私人性的表达是公开在我的微博上，当然，由此它又必然涉及到了一个公共空间中的言论，他遭到众多的非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属正常。

在当下，我们的表达空间严格说来是有限的，比如我的前一则博客之文因为笔涉“诺X尔奖”几个字而被阻止发布，最初我还以为网络出现了一点故障，后才了然，原来这几个字显然被列入了敏感字词，至于原因，明眼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我会说我们的表达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被无形之眼监控着的。

那么一部电影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呢？它不过就是微博上的区区一百来字，本无伤大雅，但竟然还是引起了大量的围观与围攻。

看上去似乎是因了我的某种曾经的“身份”───即我是是几部曾让众人愤怒电影的编剧，所以似乎我就由此而被剥夺了对其它电影的表达权，是这样吗？

从那些愤激的言辞中我读出了那么点意思。

我看着好笑，权当作了一场无厘头的闹剧，但让我感到滑稽的是，接上来我又发见围攻者似乎来者不善，他们相似的议论与愤怒，让我感觉如出一辙，我立刻明白了这其中隐藏的玄机，原来除了一些“飘过”的留言者，大多乃是被招募的“水军”。嗣后，又招来《新京报》一潘姓记者在报上的一番阴阳怪气的议论，撩下一句：王斌是什么人？可去问贾樟柯。当然可以去问问此人，而且似乎最应该去问的人非别人，而是潘氏本人，何必拐弯抹角地让别人去问呢？那个几年前的是非贾某是该出来说出个名堂来的，以正视听，而我则以为，他曾经的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如若不信，你可以让他站出来指名道姓的说出那个云山雾罩的"XX"来,他有这个胆气吗？说到底，那只是他的一个谎言而已。

水军的名头是最近才响亮起来的，这一批应时代之所需，横空出世的“战士”们，把网络的自由之空间当成了一个营生，当然其中有组织者，他们可以自谓为某“舰队”，随时接单，然后下发任务，接命者每发一条帖子即可上报组织者而获取五毛至一元左右的报酬，所以他们从不脸红，自诩遵循的是商业之伦理“赚钱即是最高的道德”，这似乎亦无错，赚钱从来是商家的道理，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当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一个本来事关就已陷落与沉沦在道德泥沼中的领域，涉及到了文化价值的领域，商家的这套伦理是否还能成立？

区别商业的规则“赚钱即是硬道理”，文化价值的评判与众说纷纭又该另当别论，这里面确实涉及一个多元面向，而价值的评判又是各执一端，但前提是不能受雇于某一商家的利益，它可以允许争议，但必须持有一种真诚且知性的真纯性，还是我说得那句话，因为文化涉及到价值的评判，涉及到道德伦理，也就事关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否纯净之问题了。

文化的施展空间当然需要多元，甚至欢迎各种意见纷呈，这一切是为了促使我们生存其间的文化更加的健全与健康。

可是，当这一个本来隶属真纯的领域招致“被雇佣”，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起来，甚至变得面目可憎了。

回到我说的我的那则短小的关于一部电影的议论，它是我的一点看法，或者说是一点小小的感慨，别人亦有不同意见当属正常，但让人怪异的是那些蜂拥而来的“水军”噱头让人哑然失笑。因为他们的出现把本来是正常的讨论，变成了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了。

文化行为亦变成了嬉闹性的杂耍。

这好玩吗？

也许，因为有些人由此而赚到钱了，他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那点银子。

我们的电影批评严重“缺席”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这个话语场中出现的更多的是另一类的“被雇佣”，即拿到制片方的钱而为人说好话，此举被某个聪明人成功地誉为“交口”，即“交口赞誉”的简称，真是妙极。加上电影圈内的各种风习与复杂关系，人人都难得或怯于说点真话了。

我个人只是想说点真话，我不想沉默，正是因了这份沉默，我们失去了真正的众说纷纭，失去了纯正的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再漫延下去，伤害的还是我们所希望的中国电影，一个好电影的价值不是仅仅拿一个票房就能证明，那是市场价值，我们这里所要谈论的是一部作品的文化价值，由于此，所以我们的文化批评是不能在一片可怕的沉默中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