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遭遇凤姐未必尽是坏事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与诗歌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前些日子，传统文学杂志《延河》因为刊登了“自信足以吓死人”的凤姐的诗歌，并且配备了评论家的评论文字，而备受诟病。如果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把心态放得平和些，一切似乎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或者这背后还可以看出点其他的味道。

其实，在《延河》刊登凤姐诗作之前，早已经有娱乐人士登上传统文学刊物了——芙蓉姐姐的作文曾经刊登在《天涯》的“民间语文”版块，我看到文章结尾处，注明了是“莽汉主义”的某位诗人推荐的。我知道此人是诗人，也是书商。当时还在猜测芙蓉姐姐是不是要出书了，可是后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天涯》在大多数学者作家心目中是极具思想价值的，也没有排除富于娱乐精神的人物啊。当然诗歌与作文还是存在着差异的，两者的文学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发表这个行为本身还是很相似的。

在今天，诗歌与太多的娱乐人物发生过暧昧关系，我们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当然这不影响它们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作为事件，作为一种娱乐，这些事件都与诗歌无关，与纯粹一样上的诗歌写作无关。事件本身只与人有关，与声名有关。有人藉此成名，有人因此臭名昭著，有人因此变得“一边不要脸，一边二皮脸”（反正他们也不是诗人，起码不是纯粹的诗人，也就无所谓了）。

在这所有事件中，我个人最讨厌的是“死亡游戏”（曾经有个新疆80后某“诗人”策划了一次“死亡”事件，自称行为艺术），利用诗人之死恶作剧，这简直不可宽恕。不过我也愿意善意地把那种行为看成是对其他诗人行为的一种消解，里面掺杂了诗人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不屑，和对逝去诗人周遭人等的嘲弄。至于“行为人”本身如何想的，我不愿过多的揣测。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鲁迅有言：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那么我就留下一点余地吧。

我愿意从反向的角度去阐释一下凤姐写诗的这个“事件”（如果它算“事件”的话，姑且这么称呼吧）。在大多数都在对《延河》进行声讨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凤姐写诗这个事件本身。无论那几首诗，是不是凤姐写的，是否有人代笔，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写的还凑合，同时这也潜藏这一种可能——网络的审美倾向已经转移。

从最初意义上的眼球效应、点击率效应开始，暴力美学，或者说简单而急功近利的审美诉求就一直充斥网络，包括一些看似沉静的文化（包括一些文学、人文性质的）论坛、个媒（博客、微博等）也都是躁动不安。诗人也因此不再甘于寂寞，进行安静的写作，开始一些无聊的活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写作行为。这仿佛是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墨盒，诗人们迅速地找到了各自在网络上喧哗的方式。众生喧哗，易怒的诗人更是如斗红了眼的斗牛，眼前只有战斗。而如今在人们认识里最为粗俗的、为大众都不齿的人开始写诗了，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吗？人们一度视如洪水猛兽一般的网络里，不齿之人都开始谈文化、写诗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络审美有望出现改变。诗歌存在有更多受众的可能。

我还想在举一个例证，那就是已经从网上淡去的“犀利哥”。如果我们摒去同情的层面，去看待“犀利哥”事件，它在证明的是我们的审美诉求的转变。一个神志不清的流浪汉，却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那种“混搭”的潮流，网民关注他，其实不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健康纯粹的审美前提下。当同情和议论多于事件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遮蔽了双眼。

凤姐属于娱乐时代，以自娱换取声名的那部分人，为人不齿，又处在风口浪尖上，诗歌和她相遇，应该不完全是坏事吧。另外非要把写作者定位为某些专业人士，而让诗歌写作拒绝大多数，又显得有些太小题大做了。现在很多文化娱乐名人都有写点什么的意思，甚至还要出本书来掏掏普通受众的钱袋，那才是真正的不厚道。写不好不是你的错，拿出来欺骗人就不对了。当然娱乐界里，也还是有一些写的好的，比如方文山，比如许茹芸，他们都出版过诗集，而且写的还想当不错呢。

诗歌遭遇凤姐，或者说凤姐遭遇诗歌，未必全是坏事，也许效应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好，我们不必过于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