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儒家经典，名列群经之首，是修习儒家学问的必读书目。尽管后人对于《易传》的著作权证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地。《易传》中的义理是在《易经》中阐发出来的，是一部解释、发挥《易经》的著作。但是二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易经》，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在形式上沿袭了夏之《连山》、殷之《归藏》的形式，以卦、爻辞为基础预测人事吉凶祸福，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而《易传》，作为一部解经的著作，好似是借助《易经》卦、爻辞符号系统从而有了自己系统思想体系的哲学著作。而且在思路上，正是孔子“演德”的路线。正是在《易传》中，孔子语焉未详的阴阳、刚柔、上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那么，既然《易传》走的空子“演德”的路子，后来也被奉为儒家经典，那么，《易传》是否出自圣人孔子的手笔呢？关于这一点，自古至今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也是炒翻了天，一直没有定论。正如有没有一个《易象》存在一样，《易传》的著作权也成了千古之谜。

　　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我们在第一篇谈到过，《易传》共分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称之为 “十翼”。“翼”就是“翅膀”的意思。显然，《易传》是作为《易经》的辅助教材而出现的，是用来解释、发挥《易经》的。我们在看太史公的这句记载，关键在这个“序”字上。孔子对《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孔子作了《易传》的十翼呢？“序”是不是“作”？太史公作《史记》可谓言之凿凿，每一个字都不会乱用，或者说，在《史记》中，每一个字的使用都是有其深意的。不像今天的人写东西，把一些意思相近的词彼此混淆使用。因此，如果把“序”简单地理解为“作”，在处理方式上就是过于简单了。正如郭沂先生所言，用在书名之前的动词“序”字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即使“序”字兼此二义，孔子也仅仅是在研读《周易》的时候进行整理编次，并为《彖》等五种作了序文而已。由此，我们根本无法推断《易传》就是孔子所作。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易传》都是不能看作《易经》的序文的。

　　后来的班固、王充之人好像并没有理解太史公这个“序”的深意，而是含糊搪塞，直接把这个“序”字理解为了“作”，以至于以讹传讹。《汉书·艺文志》中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可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这里，班固把《易传》的著作权稀里糊涂地推给了孔子，已扭曲了太史公的本意。王充在《论衡》中顺承了《汉书》的说法：“孔子作《彖》、《象》、《系辞》。”

　　班固和王充作为史学家，其所持观点乃据司马迁而来，自古及今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成为中国古代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但是，二子何尝没有曲解太史公呢？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但是，将《易传》归于孔子，还有一个明显说不通的地方，即《易传》中记载叙述的一些内容是明显晚于孔子时代，如果真是孔子，他怎么能知道自己身后发生的事情呢？合理的一种解释是：传经者也许只是为了论证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的权威性而把其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而已。从司马迁的话语中，并不能得出《易传》为孔子所作的结论，而事实是，现存最早明确说孔子作《易传》的文献不是司马迁等人，而是纬书《周易·乾凿度》中的记载：“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易》作《十翼》。” 由于该书为伪书，其中的说法很多不足以为信。后来的学者多不注意该书的存在，故把司马迁模棱两可的话当作了孔子作《易传》的依据。

　　班固、王充的说法就这样流传了下来，近千年来没有人对此质疑，直到北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宋欧阳修。欧阳修认为，《易传》的思想内容颇有相抵牾之处，“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 欧阳修在这里指的是《易传》的风格很不统一，而且在阐述义理上也不像孔子的风格。孔子的风格，就像笔削《春秋》那样，其微言大义，多是“言愈简其义愈深”。孔子总是寓深意于语言之中，从来不会直接表白自己的观点。而《易传》真为孔子所作，那么其思想应前后一以贯之，不应有言外之辞。故欧阳修得出结论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但欧阳修还是做了保留，认为《彖》、《象》为孔子所作。到了清代，崔述在总结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孔子作《易传》之说进行了全盘否定，指出不仅《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象》、《彖》等也非孔子所作，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意思是说，学生们一般都会对老师的成就不遗余力地宣传。比如，孔子笔削《春秋》，孟子经常提到，以标榜老师的功德，可是，孟子从来就没有说过老师作《易传》之事，如果知道了，他肯定不会不说的。

　　 从这些古今思想的论述看，说《易传》为孔子所作，确实比较困难。既没有史料上的支撑，也没有文本上的支持。而且，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孔子68岁才接触到《周易》之《易象》，其“演德”之志向估计也是在那时候才确定的。而孔子72岁卒，仅仅还有4年的时间，不可能成就一本《易传》的。为《周易》编排整理，写序文倒是讲的通。“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这些话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孔子是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再作《易传》的，何况《论语》中谈到《易》的地方本来就不多。可见，孔子对《易》并没有系统和专门的研究，而《易传》已经是一部条理非常清楚的哲学著作了。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论语》和《易传》中的内容，就不难发现，除了它们在行文上均有“子曰”的形式之外，在思想上也有着共同的道德倾向。我们知道，《论语》就是孔子的后世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因此，即使《易传》并非孔子本人所作，亦出于其后世弟子之手。而后者的观点可能更靠谱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更赞成李镜池先生的说法：“到了秦汉，出现了伪托孔子作的《易传》七种十篇，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生们私相传授之作，打着说《易》的牌子，暗地里批评秦始皇严刑峻法。” （《周易通义·前言》）《易传》写于秦火之后，秦亡之前，作者们对焚书坑儒心存余悸，不敢透漏真实姓名，后儒不明就里，遂认定为孔子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