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宗派的重农主义

                                  一

1756年，当魁奈（1694—1774）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农民论》时，已经62岁了。作为全法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作为凡尔赛宫最得宠的御医，魁奈有着尊贵的社会地位。魁奈同时还是知识界的精英。此前，他曾经发表过有影响的医学论著；在那个崇尚中国古代文化的环境中，魁奈还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被尊崇为“欧洲的孔子”。

就在那一年，孔德.米拉波侯爵（1715—1789）发表了他的重农主义的著作《农民之友》。重农学派的先驱者理查德.坎帝隆（1680—1734）被谋害后，米拉波得到了《商业性质概论》的书稿。1755年，米拉波将其修订出版。《农民之友》实际上是米拉波研究坎帝隆著作的心得。看过《农民之友》后，魁奈将米拉波约到他的住所，他希望同米拉波就他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商讨。米拉波不能接受魁奈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会晤不欢而散。米拉波在回家的途中反思魁奈的意见，一时间豁然开朗。于是返回魁奈住所，表示接受他的主张。这样，米拉波成为作为一个学派的魁奈的重农主义的第一个门徒。

之后，魁奈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团结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如杜邦、利维埃等，宣扬和发展他的经济理论。他们每周二在魁奈凡尔赛宫的住所聚会，宣读论文，交换思想。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农业杂志》和《公民历书》。为了显示他们杂志的权威性，他们将杂志出版地虚构为“北京”。重农学派成为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个以完整而始终一贯的经济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经济学流派”，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他们拥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阵地，一面旗帜。整个学派，从思想到行动都围绕着魁奈，由此，重农学派具有了宗派的性质。在熊彼特看来，如此紧密团结的经济学流派，在历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可与之媲美。“他们忠实地吸收和接受了宗师的教诲，其忠诚的程度在整个经济学史中只有两个例子可以与之相比：那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启示的忠诚，以及正统凯思斯主义者对凯思斯的启示的忠诚。”[i]

二

作为一个宗派，重农学派的学术或者行为特点在于对外的神秘性和对内的团结和忠诚。

魁奈的重农学派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他们主张自由放任，主张市场的自发作用，竭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肆意干涉。但是，当时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何况，就个人生活而言，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们还依赖于封建政府。魁奈的社会地位和私人生活就严重依赖于凡尔赛宫。于是，重农学派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就需要某种策略（就像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了逃避封建政府的检查，词条的解释正文是传统思想，而编者和作者所主张的核心思想则放在附录当中）。事实上，重农学派理论中，存在着经济上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矛盾。在魁奈那里，一方面竭力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则反对民主，主张君主专制。1769年，魁奈出版了一部政治学类的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书中，魁奈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最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民主之不可行在于民众缺乏处理国家大事的智慧；而世界上最好的专制制度则是当时的中华专制制度；欧洲的专制制度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专制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欧洲专制者缺乏中国专制者那样的智慧。正是由于思想上这样的二重性——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重农学派在表达他们思想的时候就显得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魁奈说话就常常寓意深刻而晦涩难懂。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显示其深刻和神妙莫测，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隐蔽自己思想的需要。重农学派的这样一种行为方式让休谟很恼火，在给朋友的信中，休谟愤怒地说：“我希望你在你的著作中攻破他们，粉碎他们，使他们成为灰烬！事实上，他们是索尔滂恩（杜阁曾任该修道院副院长）被摧毁以来现在还存在着的一群最异想天开的和最傲慢的人。”[ii]

魁奈小团体的人们将自己称为“经济学家”，这是“经济学家”概念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作为重农学派中魁奈之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重农主义理论最成功的实践者，杜格（1827—1881）公开声称自己不是“经济学家”。杜格的声明意味着他对魁奈小团体的神秘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拒斥。在杜格看来，学术团体的意义在于通过紧密的联系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使命在于发展学术而不是维持和强化某些人的权威。可是，在魁奈的小团体那里，重要的不是学术探讨，而是宣扬魁奈的思想；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魁奈思想一贯和完全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那里，门徒们对魁奈有着无条件的忠诚，他们全部的活动就是解释和重复魁奈的思想。魁奈的重农主义理论成为某种宗教，魁奈的居所成为教堂，而礼拜二则成为祈祷日。就像俄国经济史学家阿尼金所说的，“作为志同道合者团体的宗派，变成了反面意义的宗派，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盲目信奉某些僵死的教条，从而把它们同其他一切不同的思想隔绝开来。”[iii]

杜格在给杜邦（1739—1817）的一封信中，批评了重农学派成员的盲信。他说，储蓄和窖藏在经济学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因为魁奈在其早期某部著作中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后来的重农学派成员就不仅接受魁奈不区分二者差别的错误做法，还想方设法为魁奈的错误辩护。杜格感慨，这样的宗派主义精神固然有助于维护宗派的团结，但它对科学的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

斯密陪同巴克勒公爵访问巴黎期间，曾经与魁奈多次接触，参加过若干次魁奈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相信那时候斯密同魁奈的信徒一样，对魁奈充满着敬畏。他曾经设想将他的经济学著作题献给魁奈。《国富论》出版的时候，魁奈已经去世，题献一事只能作罢。不过，即使魁奈活着，斯密会放弃当初的想法。在《国富论》出版的时候，斯密对魁奈不再那么信任和认同。对于重农学派的宗派性质，斯密给予了批评：“人们大都爱好怪论，总想装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这些著作，都绝对遵循魁奈的学说，不作任何修改。……这整个学派，对于他们的大师的称扬，不下于古代任何哲学学派对其创立者的称扬。”[iv]斯密还通过转述米拉波关于魁奈的“经济表”是可以与文字和货币的发明并列为人类最重要的三大发明的论调，批评了作为一个宗派的重农学派的偏狭和虚妄。

三

作为一个宗派，所能接受的只有对宗师的推崇和吹捧。一切批评，即使使善意的和客观的，也被回避，拒绝，反攻。实际上，重农学派成员不能容忍对他们宗师的任何怀疑和批评。斯密对重农学派的宗派性质的批评，激怒了重农学派的宣传干将杜邦。在评价斯密的《国富论》时，杜邦对斯密进行了污蔑。“在这两本很厚的四开版版本的著名但乏味的著作中，凡是正确的东西，都已经见于杜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而亚当.斯密自己补充的东西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正确的。”[v]这种无稽之谈，只能理解为杜邦出于对自己宗师的敬仰和热爱而混淆了是非。杜邦后来承认自己英语不好，没有自己阅读斯密的著作就妄下结论。再往后，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杜邦还写信给斯密，对他表达了敬意——“您大大促进了这场有益的革命。”[vi]，杜邦所说促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正是他所批评过的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宣言的斯密的《国富论》。

杜邦甚至不能容忍法国经济学家对魁奈的任何背离。重农学派之后法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是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萨伊是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欧洲大陆最杰出的阐释者。萨伊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斯密的影响，在其著作中，针对重农主义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萨伊重新进行了解释。对此，晚年的杜邦怒不可遏，写信指责萨伊，说他靠魁奈的乳汁长大，却反过来“打自己的奶妈”。萨伊的回信倒是实事求是，在魁奈的乳汁之外，我还吃了不少面包和肉，它们来自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信仰，是怀疑和批评而不是盲目的崇拜。重农学派对魁奈的盲目崇拜，实际上使他们偏离了科学轨道，背离了科学的理性的精神。重农学派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研究重点深入到生产领域并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vii]重农学派本来可以对经济学发展作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的，正是宗派主义及其所带来的盲从，使他们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失去了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