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变迁中的绸布店

传统相声中有个节目叫《卖布头》，它所反映的生活，几十年前的武汉街头也经常看到：大布店门口，大街角头，搭起一个大大的台案，上面堆满门颜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布料，都是一疋疋整料卖剩下的零头。说是零头，也有一两丈有余的大段，但它们往往是做一两件整衣裳后余下的什么都做不成的尺寸，所以得当零头贱卖。相声《卖布头》的重点是学卖零头布的人们的吆喝：“你说这块布，它怎么那么黑呀它是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黑李逵，亚赛过唐朝的黑敬德呀。它东山挑过炭，西山挖过煤，它开过两天煤铺卖过两天煤，它当过两天煤铺二掌柜里吧……”武汉卖零头布的也兴叫卖，只是没有这么成本大套的唱词。

到了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人每年只有一丈五尺布料的计划，布店的零头布要贱卖就只“贱”在尺寸上，一段一丈的布头只收八尺票或者更少一点，灵活性由领导掌握。这在那时候可是比折价还要值得的便宜，所以它首先只满足布店员工，然后才是方方面面的熟人。开后门买零头布，在那时是蛮有面子的事情。

我们从这个细节里看几十年前的武汉，可以想见“大汉口”（那时没“大武汉”之说）的绸布店应该是很有地位的。

事实上，武汉的几家大绸布店都是当年汉口的标志性建筑。在汉正街，你问什么巷什么里可能有人答不上来，你问谦祥益布铺，就找不出不会指路的人。同样，你问江汉路怎么走，许多人会告诉你“顺中山大马路一直走，到了悦新昌布铺就到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布店和裁缝店的生意都很火旺，“度身定做”的风尚是绸布业兴旺的关键。六十年代武汉有民谣说女子出嫁时的十大条件是“一房傢具，二老倒贴，三转一响，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多块，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到七十年代就发展为“一房傢具带沙发，二老倒贴带引伢，三转一响带咔嚓（照相机），四季衣裳带快巴……”

这里说的“四季衣裳”，既指布料又指衣裳，在当时人们眼里，一段好料子比不合身的成衣贵重得多，因为有好料不愁好裁缝。所以七十年代续接的“四季衣裳带快巴”，就衬托出了“快巴”这种新面料在那几年的时髦（在今天，那可是搭着钱送都没人要的东西，它是化纤！）

因为人口稠密，因为是九省通衢的商业都会，汉口的绸布生意早就十分兴旺。统一街、前花楼一带，过去有花布街、白布街之称，那是各地花布、白布云集的地方，做批发生意的布庄一家挨着一家。直到如今，在靠近它的紫竹巷、二圣巷一带还住着当年在此做“疋头”生意的老板的后人。可惜那时花布街白布街的繁盛仅限于千家百户的扎堆，缺少了资本雄厚规模大的龙头企业，热闹就显得零散。

到了清光绪年间，北京谦祥益创始人孟传珠的儿子孟继富当了家，看中了汉口这块风水宝地，于光绪十一年（1885），派来赵青山，在戏子街（人和街）开设谦祥益布店，后来发展为谦祥益晋记批发店，又增开汉正街谦祥益衡记和西号，汉口的绸布业才有了令人臣服、说了算数的“龙头老大”。一时间，谦祥益利用汉口这块宝地，将其影响扩大到中东部广大地区，也使汉口更添辉煌。

汉正街上的谦祥益衡记和西号都是石库门的门面，进门隔一道天井似的小廊才是柜台。因为它是这一行的老大，也因为当年的时尚（北京的谦祥益、瑞蚨祥都是这格局），汉正街上的几家大布店如瑞记、生计等，也是石库门的门面。瑞记布店二十年代在报上做的广告还特意强调了石库门面。进入民国以后，汉口商人受西商影响，知道了通透明亮的好处，便有布店开始装起了大玻璃窗，配以广告装饰，一时形成时尚。民权路中山铜像两边的志诚、永大，江汉路的悦新昌、怡和，都是敞门亮轩，气派无比的新派绸布店，那人气之旺，正好和靠近租界的服装巨头祥康、怡和、首家、白海记相呼相应，一起增加着武汉的时代气息。

建国以后，武汉绸布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都在公私合营后渐渐转变成了大一统的国营，管理日渐老套，等到改革开放，三镇出现机制更自由的汉口大兴路面料市场、武昌胭脂山面料市场时，那些老店从进货到经营都抵不住新兴的对手，便无声无息地从面料业中“淡出”了。现在你到汉正街再问谦祥益试试？没人晓得了：“找不到！”

除了面料品种的不断出新使老大的国营店干不赢，服装业的崛起也使得人们放弃了“度身”的程序。只要身材不是怪得太不合比例就可以随处买到自己合身的衣裳，谁还愿意不厌其烦地经过量尺寸——试样——改样——再试样——定型——取货这么繁复的过程啊。面料生产直接面向服装厂家的变化，更是绸布业致命的变化。

近年来，武昌胭脂山衣坊的出现，似乎在引领着“度身订做”的回归，也确有不少人在追求回归。由于目前名师高手还不多，它的发展还受着一定的限制，人气还不如意料的那么旺盛。但有了开头就不愁继续，随着人们生活的精致化，“度身”似乎更符合一部分人的个性追求。它会不会成为一种潮流？难说，一旦成了，说不定武汉又要冒几个什么祥什么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