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源自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和消费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大量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而国内储蓄性金融资源的匮乏，促使美国不得不依靠大量外来的、短期的流动性金融资源支撑其投资与消费的扩张。与之相对应，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产油国则通过不断扩大的出口获得越来越多的外汇，而且大量投资于美元资产，成为弥补美国贸易赤字以及支撑美国投资与消费扩张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则扮演着这一资金循环的捐客。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金融市场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迫于市场压力不得不降低金融产品的市场标准，过度开发和使用各种金融资源，通过金融创新的名义让各种合格和不合格的金融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与此同时，华盛顿的监管部门则过于迷信市场约束的力量和金融机构的自律作用，提供了过于宽松的监管环境，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华尔街的气焰，结果导致大量的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充斥市场，继而又成为各大银行、保险机构、基金的投资热点。

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终于超出了美国房贷消费者的忍受能力，一场次贷危机不可避免的到来，不少持有次贷衍生产品的金融机构蒙受了巨额亏损，需要进行大量的资产冲销和减记，资金压力骤然紧张，不断有金融机构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造成大量无法清偿的债权债务，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华尔街的信誉荡然无存，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投资银行业面临灭顶之灾。

为了挽救危机，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当局不得不放松银根，向市场大量投放流动性，以舒缓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压力，不惜多次降息以帮助受次贷危机影响的金融机构渡过难关。美国财政部甚至不惜违背市场机制的原则，大量动员公共资源，收购某些金融机构的股份，帮助有关机构度过危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是美国信贷市场的不断紧缩以及金融市场的动荡，直接导致美国消费下滑和投资下降，从而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增长，进而波及其他各国，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美元市场流动性泛滥，美元持续贬值。资金撤出美元资产市场，大量投入到石油期货、粮食期货、贵金属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有些资金甚至撤出美国投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市场，直接导致全球价格上涨和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在加重美国经济恢复压力的同时也助长了新兴市场的风险。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救人。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者，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首先，正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引发了此次全球金融的动荡，美国必须从中总结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包括打击期货投机，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监管，树立更加稳健的金融业务标准，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防止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破产和金融风险的扩散，稳定好国内金融市场，避免风险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其次，美国要控制好美元发行，稳定美元汇率，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第三，从深层次的根源来看，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的客观基础。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国民储蓄率，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约束政府开支，改善目前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局面；再次，美国应该主动协调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改变目前这种由本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而形成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最后，所以国家，都有义务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努力消除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首先应该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住，尽可能地防止经济出现不必要的波动以及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加强对跨境资金往来的监管，尽可能避免来自外部风险的感染。只有自己不被风险感染，才有能力考虑帮助别人。其次，要加强风险管理，加强规避风险手段、工具的使用。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投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前投资，选择的都是保守的金融产品，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即便购买美国国债，到期后虽然能够获得本金和利息，但一旦美元贬值，投资也会发生缩水。现在风险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现在金融创新越来越多，要考虑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同时，加强国内投资者的能力建设、心理引导，避免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能够理智判断自己的市场。再次，在稳定自己经济和金融的同时，力所能及地采取措施，帮助受到风险影响的邻国，使风险不再向其他地方扩散。就像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一样。最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联合其他国家，协调经济政策，一起努力改变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尽可能化解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避免由于矛盾激化而演变为金融危机。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限于其经济实力和协调能力，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只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