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

陈才：在前几年的“郎顾之争”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讨论焦点，这一现象今天是否已得到缓解？还是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盛洪：如何理解“国有资产流失”，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叫做流失，那是不对的。关键是以怎样的价值卖，如果是以低于市场价值卖掉，这叫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的含义，是以低于市场价值出售国企资产；另一种流失是由于经营不善导致国有企业的价值降低，那么即使不卖，国有资产也在流失，或者称之为 “坐失”。

我们暂且以严格的流失来讲，就是低于市场价值出售。一般来说，不能直接评价什么叫“低于市场价值”，要看其产权交易的形式是怎样的。如果产权交易是竞争性的话，一般不会低于市场价值，因为只要是多方竞价，不搞合谋，国企就一定会以最合理的市场价被出售。我们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就看它的产权交易过程是否是竞争性的。

陈才：就是不要搞暗箱操作。

盛洪：因为过去有过MBO（管理层收购），管理层收购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如果只有一个MBO的话，是不合理的，竞争下的MBO才是合理的MBO，否则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代理人出卖所有者，把价格做低。所以我们要看是否具体有这样一种竞争程序，如果没有，很难避免产权交易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

陈才：你以前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到，现在国企改制实际上也是非常难的，因为涉及到产权上的悖论。那么在转型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东欧，他们的改革是怎样平稳过渡的？

　　盛洪：我觉得俄罗斯和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是以资产券的形式分给大家了，资产券一开始大家觉得不值钱，大部分人把它卖掉了，少数人买下来集中起来，发了大财。这种方式其实也不是很好，一下子整个变过来，其实很多企业倒闭了；分配上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也不公平，缺乏一种渐进性。

　　对中国的国企，我一直主张产权交易，这是一个比较渐进和温和的改革形式，应该是一种等价的公平交易。只要做到一点，交易的各方都不觉得受到损失，那么这个改革就成功了。我一直在研究过渡经济学，强调的是改革成本要低。改革成本最大的一块，是改革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某种意义上，这种受损还不是最大的改革成本，最大的成本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抗改革。就像通钢这些工人因为自身的损失对抗改革，以一些人失去生命为代价，这个成本就相当高了。

　　所以要注意的是，改革方案中要非常敏感地注意到各方的利益都不要受到侵害，也即合法的既得利益不要受到侵害。通钢的例子就说明，这些工人的合法既得利益受到了侵害，那么这个改革方案就不是一个好的改革方案。好的改革方案是，在改的时候，大家的固有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制度改了，以后财富的增量会迅速增长，那么这是好的改革。

　　虽然制度改了，但是基本的利益没有受到太大的调整，只不过是形式变了。比如说，过去我每月拿100元，现在还拿100 元，但是形式变了，过去可能是死工资100元，现在是计件工资100元，结果是不一样的，以后计件工资会产生200元甚至300元，这和以前干好干坏都拿 100元是不一样的。

　　好的改革是在改的时候，既得利益不要受到损害，但是制度发生变化，制度变化的结果是效率提高了，这样的改革就是一个比较渐进、温和、有效率的改革。

国企应该向国家交租

陈才：我们注意到，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来说，近几年“国进民退”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虽然国家2005年也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整体趋势依然没变。那么出现通钢、林钢事件，是否会对影响国企改革的步伐和进度，进一步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呢？

　　盛洪： “国进民退”的背景是这样的，经过前些年的并购、重组，现在剩下来的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一些特有领域，包括稀缺性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还有的属于垄断性的行业，如金融、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这两类行业，由于其战略特殊性，资源价值会随着资源的稀缺性而上涨，石油从2000年到现在涨了很多倍，就是因为稀缺性的上升。

　　这种价格的上涨，所包含的租金本来是由资源所有者来获得的，在中国，资源所有者就是国家。但在现实中，国有企业表面上是国有企业，但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它不支付租金，所以这一块就变成了利润。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的收入又和利润挂钩，这样一来，因为白吃了这一块租金，即使很多企业的效率很低，表面上看也显得很有竞争力。如果把租金交了，可能就没这么多利润了，甚至可能是亏损的。

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在销售上可以依靠垄断高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能力，而是因为垄断地位所决定的。再加上他们是不交地租的，在贷款上也是有优惠的，所以相对民营企业来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条件，才有这样一种“国进民退”的局面产生。再加上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的程序一直不规范——我在十多年前就提过，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正当程序，没有的话肯定会出现问题。那样交易成本就会太高了，高到让大家都不敢交易了。

陈才：实际上后来，通钢和林钢的改制就被紧急叫停了。

盛洪：这就很可怕。我认为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是国资管理部门的责任，十多年前我就提到，最重要的是，国企产权交易，必须要有特殊的正当程序。它跟一般的民企不一样，民企是“自己卖自己”，而国企的产权交易，首先是代理人替所有者卖，这就可能出现问题；其次是涉及职工（第三方）。这两大问题处理起来很难，必须要有相应的国企产权交易规范条款、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才能真正降低交易费用。首先要竞价，实在不能竞价的时候，一定要透明；另一方面，在职工合理权利范围内，要征得职工的同意。

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我十多年前研究过的问题，包括当时国家体改委请我们去提建议，我们都提过，而且提过好多次，但他们到底接受没接受，我就不知道了。(编辑:陆恒)

 [ 本文原刊于2009年9月5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