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短期内不会发生
3月份CPI同比和环比都是负增长的数据公布后，对通缩的担忧又多了起来，很多人为日益“严峻”的通缩形势忧心忡忡，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时代，主张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重点防通缩。中国的通缩压力真的有那么大吗？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以CPI是负增长就断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很简单：其一，去年3月是CPI高企的月份，如果剔除翘尾因素，CPI同比增长并不为负。其二，3月份CPI环比虽为负值，但考察物价指标并据以做出定性判断，不能仅仅凭一个月度的数据。按照经济学的通货紧缩定义，只有物价持续负增长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才可视为通货紧缩。仅一、两个月度的负增长，还不足以说明物价质的变化趋势。其三，一般意义上的通缩，是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同时下降，而今年前三个月我国贷款超常增长，M2增长率也在18%以上的高位徘徊，3月份更是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25．51%，货币供应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剧增态势。
当然，否认中国经济已进入通缩，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通缩风险。通缩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要大于物价下降的压力，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通缩。
从理论角度考察，通缩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需求不足造成的通货紧缩，二是供给过剩造成的通货紧缩。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各自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前者主要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减速有关，而后者则是产能过剩的结果。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一些竞争性行业的产能过剩早已存在，且已成为了一种常态。尽管这类行业的产能过剩对物价有向下拉动的作用，但其并非影响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在刚刚过去的上一轮通胀中，PPI虽上升但一些竞争性行业的产品价格却下降，PPI上升的效应无法向CPI传导，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很显然，竞争性行业的产能过剩，不是拉动物价下行的重要动力。而自去年9月以来由于经济下滑所导致的钢铁、煤炭等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归根结底还是需求放缓所使然。所以，判断中国经济短期内能否进入通缩，如果不考虑国际输入因素而仅就国内影响因素而言，应着重考察需求层面变化对物价走势的影响。
必须承认，由于金融危机仍在蔓延，欧美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状况未有改观，使得外部需求大幅度萎缩，因而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出口负增长的局面，恐怕在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延续。不过，虽然外需变“冷”，但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陆续实施，将极大地调动内需潜力，使内需增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外需下降所带来的需求漏损，促进“保八”目标的实现。4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银行信贷的扩张，使投资需求显著放大。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达到28．8%，政府刺激投资的政策措施收到了明显成效。投资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随着政府刺激投资政策效应的继续释放和经济主体投资信心的逐步增强，投资需求仍然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需求看，尽管受到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形势严峻、社保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但随着结构性减税、家电和农机下乡补贴、发放消费券、改善消费环境等诸多政策措施的出台，其增长仍然相当强劲。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达到15．9%，处于16年来的最高水平，令人欣喜。
尽管中国经济何时复苏尚难断定，但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经过连续两个季度的存货消化，企业的“去库存化”过程已经接近尾声。PMI在去年触底之后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3月份达到了52.4%，突破了50%这个经济收缩与扩张的临界点。信贷投放更是超常增长。宏观经济领先指标的好转，表明经济已探底回升，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增强了对经济增长的信心。目前，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正在逐步落实，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组合拳的实际效果将持续显现，而且，政府还可视经济运行状况随时推出后续经济刺激方案，因此，实现8%的经济增长是大有希望的。
中国仍是一个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这一关于中国经济的质的规定性，并没有因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发生改变。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企稳回暖，总需求也将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中国的总需求规模不会因外需下降而严重萎缩，拉动物价上涨的货币需求力量仍很强劲。尽管物价在个别月度会出现同比负增长，但就全年而言肯定是正值，并可望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从今年第三季度起开始上行，2010年后将进入上升加速期。因此，夸大通缩压力是不可取的。这样做，不仅有悖于物价的实际走向，而且也会模糊政策决策者的调控视线。
通胀压力正在逐步加大
与通缩论者的观点相反，困扰我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并非被一些人过分渲染的通缩压力，而是渐行渐近的通胀威胁。
通胀的短期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美联储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购买长期国债，开动印钞机救市，必然引起美元的过度泛滥，导致美元贬值，引发全球通胀。尽管美元走贬的路程可能是起起伏伏的，美元指数也不会呈单边下行走势，但美元贬值的趋势却是确定不移、不可逆转的。
从美国的实际情况看，推动美元可能加速贬值的因素主要有三：其一，美联储购债规模的继续扩大。对美联储来说，3000亿美元长债的购入规模是远远不够的，美联储还会继续买入国债。其二，信贷市场回稳，美元货币乘数恢复到正常水平。
其三，从财政赤字看，美国的财政收支恶化程度远比一些欧洲国家严重得多。2009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GDP的6.7%。不管是从赤字规模还是从其占GDP的比重看,美国2009财年赤字都可能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如此大规模赤字也必将导致美元供给大幅增加，推动美元加速贬值。而美元贬值，必然会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二是我国信贷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货币供给急剧增加。今年我国贷款增量可能突破8万亿，这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迅猛扩张，引起货币和商品对应关系的失衡，同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最终拉动物价总水平显著上涨。
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长期性因素，也成为阻止通缩、拉动物价向上的重要力量。这方面因素择其要者有三：一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尽管农业持续5年增产，但我国的粮食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政府也会采取调价措施使粮价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从国际农产品价格看，全球粮食储备处于30年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已采取一些措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但这一危机还没有缓解，今年形势将更为严峻。如果再考虑美元贬值的因素，未来国际农产品价格仍会上升。这无疑也对国内粮价上涨构成压力。粮食是食品类商品的源头。粮价上行必然会带动食品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从绝对价格看，猪肉、鸡肉等一些食品的价格尽管已经趋于稳定，但仍处在2007年价格上涨后的高位。由此看来，认为食品价格存在较大下降压力并成为通缩主要“推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二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胀，是引发上一轮通胀的重要成因。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严重制约了消费的增长，而且也使劳动者无法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尽管目前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采取了减薪的举措，但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上升逐步提高，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此外，企业在节能和环保方面的投入普遍不足。对企业来说，加大这方面投入也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劳动力成本和节能环保成本的提高，必然会推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牵动商品价格水平上升。三是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我国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严重扭曲，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能源的生产成本，无法有效调节这两者的供求关系，同时还导致了这两者的低效配置和严重浪费。加快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理顺一些公共服务的价格关系，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已经失去了几次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的有利机会，这种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目前，物价存在下行压力，恰恰是推进这种改革的绝佳时机。我们看到，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加快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而涉及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望在近期内陆续推出。这不仅有利于理顺价格关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会显著遏制通缩，拉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尽管我们现在还很难准确测算出这种价格改革对CPI上涨的贡献，但其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无论如何不应低估。
正是考虑到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着通胀压力，因此，中央政府才将今年物价调控目标定在4%。这一目标值的确定，既全面考虑了年内各种经济因素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又为价格改革预留了空间，表明了政府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在美元泛滥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尚未充分显现的情况下确定这样的目标值，实际上也表明了政府仍然认为通胀需值得警惕和防范的鲜明态度。应该说，这一调控目标值是合理的，符合中国物价运行的实际状况。有的专家认为4%调控目标的引导作用远远大于实际的操作意义，主张将调控目标下调为3%甚至2%，是过分看重了可能引致通缩的因素，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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