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读书四十年
龚明德
为了完成学业而求得一纸凭证，算不得自主读书；为了获取职称而被迫去学习一门外国语，等过了关，就再也不碰这门外国语了，也算不得自主读书。自主读书，一定会有成绩乃至成果，但是这成绩乃至成果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局，而绝非人为的什么“既定目标”。你并不一心向往这个成绩乃至成果，这成绩乃至成果就自然而然在你的“功夫”达到一定火候时，非“人工”主宰式地出现了！——这，才叫自主读书。
自十六七岁参加教育工作，截至而今，我的读书应该可以无愧地自判为属于“自主读书”一类。
以下分段叙述，容有琐屑，但无不实。
一、油灯下的数学自修和收音机里的英文自学
这一自修数学和自学英文的时段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几个年头，估计六七十岁的我的老家那些当年目睹我之学习情状的父老兄姊们肯定还记忆犹新。
那几个年头，因为我就读的清泉人民公社耕读中学缺少教师，不满十七岁的我被要求提前“参加工作”，且在次年就成为了当年农村几乎人人羡慕的“国家职工”。
本来我就特别喜爱数学，在初中一年级（我只读了这个“初中一年级”的大半）时，我在老家油腻的饭桌上一直乐滋滋地自修数学：不用老师讲解，我自己如同做游戏似地先把单元几道示范例题一一弄得完全明白，再反复理解透彻方框内的黑体字定理定义，就开手把该单元的所有练习题全做完。印象中对有的练习题，觉得一种解法之外还有另外的解法，就乐而不疲地再用另一种解法做一遍。至今还记得起来的，是深更半夜，劳累过度的父亲一觉醒来，发现堂屋里的灯光，就吼了起来：“还不睡？哪有那么多的钱买煤油……”
对于老师家访说给父母听的我的上好的学习成绩，父亲没有一点儿自豪感。当时农村正是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天天劳作的父母，一年到头却一直处于“超支”状态，别人都分红几十元几百元，我们家却倒欠着生产队……父亲尤其期待我这个大儿子早点长大出工挣工分，哪怕回来放牛也好，至于读书有没有用，我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有一句名言，说“生产队里会计、记工员都有了，读再多的书也等于零”。
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已经有了儿女四个，负担很重的。生产队分回的口粮，仅仅将就着够吃。但在吃公共食堂的时候，至少我是饿过肚皮的。我的一个相当聪慧漂亮的妹妹名叫“社支”的，就活活地被饿死了！我是长子，父亲能一直供我读书，已经是父恩浩荡了。
也不可能怪父亲，他是文盲农民，他在当地没见过读书带来利益的人户，他当然只会在我读书入迷时反复地骂一句：“老子看你是指望读书吃还是指望下田劳动吃！”只有在田地中勤扒苦干，才能收获粮食，也才能吃饱肚皮。——父亲只认这个“硬道理”。父亲没有错。老人家十多年前已去世，作为父亲的长子，我重温这个旧话题，但愿不致惹来父亲在天之灵的不安……阿门！
如果“读书之内在快乐源于天份”一说真有道理的话，那我在读书之外还有一个动力，就是所有的青少年尤其是男性青少年都有的叛逆精神从正面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也许当时十一二岁少年的我，在内心真要发狠心做个“指望读书吃”也就是用文化立身的成功样板，给父亲看看！
还真地成功了！
我十六岁生日刚过不久的秋天，我正在念着书的清泉耕读中学校长正式通知我，要我不再念书，而加入老师的行列！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此刻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校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说了要我就马上当老师的话后，我还表示了我想继续升高中、读大学的美好读书愿望，但校长一说可以转为国家职工时，我就果断地答应了不再读书。
现在是不可能有这种“就业机会”了：一个十六岁刚过的毛头小伙子，立马就是一名可以拿国家工资的中学教师！读书带给我的第一个激励，便是让我拥有了摆脱农民身份的契机。在当年，跳出农门，几乎是所有农民后代的最高理想。而我，仅仅靠读书，就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当然是我最初始的人生大快了。
“参加工作”后首先担任的就是数学教师——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课，这正是我的乐趣。我除了把课本弄得滚瓜烂熟外，还从上海邮购了整套的“工农兵自学丛书”中的数学部分。我只记得在我去念“工农兵学员”之前，我已自学到了“行列式”。
很快，学校要开设英语一门新课，我被安排到县上的英语教师培训班作短期培训。三个月后，我有了数学教师身份之外又有一个“专职英语教师”的头衘。
可能真是天份所致，我是在读书上“干一行爱一行”的。忘了从哪儿得到的讯息，我从武汉邮购湖北省广播电台英语广播讲座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共九本的全套教材，还专门花一百二十多元钱买了一台声音效果很好的无线电收音机。要知道，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七元，稍后是三十七元五角！这个一百二十多元的收音机真是不易啊……
大投入，才可能有大动力。我几年如一日地每天深夜和凌晨雷打不动地跟着英语广播讲座一句一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自学，还做了几十本十六开本自制大白纸装订的英语作业。自学了一年之后，我给我的英语培训班里的老师用英文写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足见我的自信了。
正当我津津有味地自修数学和自学英语的季节，一九七五年署期从县上拨来了一个大学“内招名额”，我主动要求去读大学，那时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不过要考核。我报考的是武汉大学襄阳分校中文系，于是以一篇小说《妹妹的事》被获准录取。读书，真成了我的“立身”之本。
二、“工农兵学员”时段及其后几年的鲁迅深读
来面试我而决定录取我的一位老师，就是我工农兵学员“大学”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师刘诚言老师。或许在入学前，我已先期成为了这所不太正规的大学里的一个“著名”的学生了！因为开学第一天，在中文系全体工农兵学员集合学习时，就点名要我读一份批《水浒》的报章长文，我只记得我连“李逵”的“逵”字都不认识，以为它就是“达”的繁体，而错误地读为“李达”了。
好在并不影响我的读书志趣，在“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里，几乎全讲鲁迅。鲁迅的文字，就在那时深入到我的心灵。我就二十岁刚出头吧，对严峻的上层内斗完全不注意，只关心鲁迅作品的文本。我细细地逐字逐句地通读能找到所有鲁迅作品选本，写了不少分析文章。
可能是同班同学把我细读鲁迅的事对老师讲了，刚念大学二年级时，我被指定给一年级的同学讲授过鲁迅的几篇作品，效果还可以，从而奠定了我三年“工农兵学员”念完自然留校成了一名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师的良好基础。这一年是一九七八年；季节，似乎是秋季。
成为大学教师时，二十四五岁的我更加起劲地熟读鲁迅。在清理旧存文档时，发现了一卷写在废纸另面空白处的鲁迅诗歌的全本完整笔记本，有逐字逐句对“鲁诗”的梳理性注释，有白话诗体翻译，还有一两千字不等的研究文字。一时兴起，曾用方格稿纸誊写了其中谈《吊卢骚》一句用典出处的文字给一家大学学报，竟然很快被公开发表了。——我的学术文字处女作，如此诞生。
三、由业余向专业过度的考据和版本研究之路
一九八〇年前后，大好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大好的学校文化氛围，使我们年轻教师都得到了可以带薪到著名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眼见其他有“背景”的年轻同行都被学校领导悄悄地给安排走了，无依无靠的我急急地跑到学校图书馆抄录省外各大学的地址，自己动笔写了一大批书信联系进修的事。在同意我去进修的五六所大学中，我选择了校址在四川北碚地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并没有任何调查，是随意选择的。
这一次的随意选择，竟在我接近“而立”之年确定了终生的学术方向。
我除了听课之外，全部时间都泡在馆址设于一座小山包上的北碚图书馆中。真是大长见识，真是大饱“读福”！
在北碚读书馆，我首先读完了全部馆藏的巴金著作，而且都是民国年间的印本。正是这一年中的巴金阅读，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良性转化，我明白了人活着就是要让他人生活得更好、我知道了有信仰是人生首要的一个硬件装备，等等。我甚至在阅读巴金的过程中，热血沸腾地极想马上就要大干一番事业，像巴金作品中生动述说的觉慧们一样……
我最终没有成为单一的“巴金研究专家”，这并不是我的损失。巴金的思想理念和人生信仰，在我最单纯最接近成熟季节的人生关口，养育了我。可以说，我现在的一切做派，几乎都可以在巴金的生活经历和著述中找到或明或暗的渊源。我是巴金的信徒，我敢于如此向世人宣布。
巴金健在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文汇报》写过一篇长文《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应该是我向巴金汇报的我读他老人家所有著作的体会。这篇长文，巴金亲自读过，还在给他族人的信中谈到阅读后的体会。
阅读巴金，在汲取人生给养的同时，也启始了我的考据和版本研究之路。我对巴金代表作《家》之版本研究，也是得到了巴金帮助并承他老人家赠送珍贵版本的恩惠之助的。在我这一辈的四五十岁的没有特殊背景又出身农家的学人中，我要算是幸运的一个了。
就在由西南师范学院进修的时候，在集中阅读巴金的同时，我重点选择了又一个著名作家丁玲进行全面研读，保留下来一大堆题为《丁玲阅读》的由活页纸装订的手写笔记本。后来一次无意的阅读，使我对丁玲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修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借出了可以找到的几个此书的不同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并随身记录下我的心得。这些笔记的全部文字，加上相关的丁玲的不同原著的片段，就成了后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我的学术处女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
收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出版的正式通知时的一九八三年暑假，我被调往成都从事出版工作。专业的大学教学研究完全演变为业余研究，但是由于我本来就是一个野生的文学粉丝，专业和业余不能更改我的酷好读书的习惯。在业余研究了二十五整年的二〇〇七年底，我成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职教师并从事专职研究，可谓如鱼得水。
结语
我的阅读的历史，就是我的成长的历史。每一个以阅读为生命存在方式的人，他的阅读的成功大体等同于他的阅读的成功。
而且，这阅读，一定要是传统的原典纸阅读。
在这十多年的垃圾阅读及其普遍的时节，我尤其要大力宣扬我的意思：一定要在青少年中提倡原典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