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理论的演进及其实践特性初探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检验，得到完善、丰富和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与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付出了毕生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生动地记录下了这一理论的演进轨迹：实践标准的确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论成果；“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这充分表现了它的实践特性。

 

1976年，粉碎“四人邦”以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亿万人民心中重又燃起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百年梦想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可是，个人迷信、教条主义、“两个凡是”的阴霾笼罩祖国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老路，还是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是照抄照搬“本本”、“经典”上关于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如何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问题。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却掀起轩然大波。经过三起三落政治斗争考验、终生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焦虑、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及时挺身而出，支持“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他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新时期。

实践的本性是常作常新的。只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有对新理论的呼唤和开创新理论的动力；也只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会有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产生。因此，实践标准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所谓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实际上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后，为什么还要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确实是科学的，因为它们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2]可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恩当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之后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则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之前（或工业化过程之中）的社会主义。二者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把马克思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当作“施工图纸”拿来硬套，那必然会发生严重失误。[3]这就要求有新的理论。

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起点，实际上是说邓小平理论所反映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不同于已往的实践。应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由毛泽东开创的。但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经过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大批老干部的领导职务，逐步形成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事件和人物），在这四大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新的实践的。[4]

值得指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还是新实践，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和当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的历史联系和内在统一就是“实事求是”这个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坚持和贯彻实践标准的思想前提。

 

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既要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又要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践标准虽然确立了实践在检验理论真假上的权威，可是实践本身也需要理论（真理）来指导，而且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可能会有多种理论都想指导实践。这就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突出地摆了出来。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多次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思想解放。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6]“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7]与教条主义者不同的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从“本本”中寻找结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从新的实践中作出概括和提炼。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8]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可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曾出现过在一段时期内离开生产力发展而空谈社会主义，并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结果阻碍生产力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沉痛教训。从中国国情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这主要是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再从时代特征看，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由于新科技革命和战后资本主义的改良等原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差距拉大了。综合考察以上几个方面，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必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历史的选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9]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而又避免通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这种转变所要遭遇到的苦难。这就是当代中国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所在。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十分清楚两者的辩证关系。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时，他采用了等待新实践展开的策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 ‘异端’”。[10]因此，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性主张：“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允许看”、“走一步看一步”、“不争论”等等。显然，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摸论”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使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转化为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就呼之欲出了。世界历史证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传统社会进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敢地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反复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1]、“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回到资本主义。”[12]又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的兴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非公有制经济成长，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等等已经充分显示出市场经济的力量。但是由于旧有传统观念的惯性作用，总有一些人喜欢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问题，阻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效用、目的方面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空想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16]马克思却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是绝对真理、正义，而是因为它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论。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不能使最大多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它就失去人心，失去力量。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国家独立、民族强盛、人民富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以贯之的就是这条价值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特性不仅表现为它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检验，得到完善、丰富和发展，表现为它确立了实践检验理论真伪的权威性，而且还表现为它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休谟、康德以来，西方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派别都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可通约，将两者割裂开来。只有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实践观，将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密切结合在一起。广义的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狭义的实践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客观物质活动。这里的主体是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自然界、社会现象、人的活动、人的思维及其产物等。主客体是一对对象性关系范畴。主体实践活动的动力来自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主体实践活动以认识客体为前提，而以占有、改造、享用客体为目的。实践活动必然联结认识与目的两者，实践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场伟大的实践（广义的）。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既是实践（狭义的）活动的客体，又是认识活动的客体、价值活动的客体。作为实践客体的社会主义是指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指标所反映的物质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观念，或理论。作为价值客体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对主体的效用、功能，即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理论既从认识论又从价值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充分说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特性。

实践、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8]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马恩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是如此，毛泽东对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态度是如此，邓小平对待他的理论亦是如此。他在1992年南方考察时说：“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多么襟怀太坦白的胸怀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在继续。“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19]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实践特性，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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