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退出？制度跟进！ 

《现代商业银行》2009年第11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表的2009年10月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行动以及实体经济出现初步改善迹象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显著下降。根据上述判断，报告还分析了如何与未来“撤销对金融体系的特别公共支持”相配合的当前政策管理方法。对“退出战略”的考虑显示“后危机时代”已经来临，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无论是国际层面或是国内层面都将面临新的问题。

   首先是国际层面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政策协调可能面临失去动力的问题。历史地看，国际体系的重大制度变革多为危机压力所促成。例如，确认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联合国是中、美、英、苏等国应对法西斯安全威胁的结果，实现法德和解的煤钢共同体也是苏联威胁和美国控制双重压力的结果。而危机的退去会削弱各国合作的意图，一些尚未被“硬化”为可执行之制度的改革措施或方案可能被推迟或搁浅。例如，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催生的“清迈倡议”，其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方案在东亚危机缓解后的8年中进展迟缓，直到2009年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压力之下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国际社会对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质疑。匹兹堡G20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承诺将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增加至少5％，就是危机条件下对旧体系不满的制度性表达之一。然而，美国拥有超过15%投票份额的实质性否决权等状况并未被触及，欧洲会让渡多少份额、发展中国家如何分配等大量细节尚未厘定，危机的缓解给改革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更有甚者，已有的国际政策协调的共识和承诺可能在“后危机时代”的执行中被扭曲。例如G20伦敦峰会上提出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措施就日益被一些国家架空。仅2009年上半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就多达58起，涉案金额超过80亿美元。6月中旬，美国10天里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了3起反倾销调查，欧盟也对中国的鞋和鸡肉等商品提出了反倾销诉讼。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可能抵消国际社会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做出的努力，减损世界各国支付重大代价而获得的制度遗产。

   其次，国内产业结构和金融系统的制度重构尚未完成，“后危机时代”可能延误这个过程。尽管已经出现金融市场反弹、新兴市场风险下降、银行资本提升、批发融资市场重新开启等积极迹象，但这一切主要仰仗于公共部门的政策支持。换言之，是用公共账户的资产负债表承接了私人部门的风险。如果私人部门缺乏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和机制重建，上述改善在中长期内就缺乏可持续性。对中国而言，产业部门的改革在于摆脱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金融部门的改革在于改变对有限品种的传统金融工具或产品的依赖。这要求我们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同时推动我金融市场以及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支撑我们的产业转型。显然，这是更为艰巨的长期任务。

   “后危机时代”美国需求的回升、经济基本面的好转等可能让我们出于种种考虑重走老路。尤其是，从货币竞争的角度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三大支柱中，只有其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规模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所削弱，其透明稳健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仍然在全世界享有信誉难以撼动。即便在危机之中，与中国签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在应对货币危机时优先动用的也非人民币而是美元。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将更难单独与美元争锋。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中日在货币合作上的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境地。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鉴于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再度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退出战略”虽可未雨绸缪，但离实施为期尚早。但特别政策执行所支撑的相对安全的环境不应成为拖延改革的借口，反是应成为促成集体行动、加紧制度改革的契机。否则我们不但可能错过国际和国内体系改革的窗口期，而且可能为下一次更为惨烈的系统性危机埋下祸根。

   中国有待跟进的制度性安排从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及国内层面看至少有三。一是全球范围内加速实施自贸区战略，为摆脱对美市场依赖和确保能源原材料的稳定供给提供制度保障。二是通过“东亚储备库”配套设施的建设，强化与日本的合作，在亚洲货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方面争取制度性共识。三是为国内产业转型和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考虑从立法层面予以更坚实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