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最走红的“芙蓉姐姐”（上）
陈永苗
我从不看《古拉格群岛》。王小波我是不看的，陈寅恪我是不瞧的，钱钟书我是不瞄的。8、90年代所树立的这些文化自由偶像，我只限于用冷冷的眼光，很认真地精读他们的书皮。进在多次书店都是一样，虽然我很努力迫使自己去读。
索尔仁尼琴总是让我想起女“毛泽东”林昭，立即头皮发麻，心惊胆跳。有邪教精神偏执狂的教士，我总看到他们残酷坚定的眼睛里面，长出无形的血手和黑手。他们总是对一个自然低俗地自我保存的生命个体，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或者明显的精神压迫。他们一旦大权在手，灾难就降临了。
被误解和被利用，才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索氏七十年代在欧美所受到的追捧，完全是错误理解和冷战政治利用带来的错爱。真是所谓的名满天下，身无分文，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魔鬼教徒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地狱般归宿。对实现和当下的无止境超越，并不一定走向美好，更多时候奔向了黑暗。一个渴望超越的人，如不是从基督精神那里获得光明（至少现成的只有这个），往往与娜拉出走的激情一样，“出走就意味着美好”。
索尔仁尼琴年轻时对社会主义忠诚，并不对斯大林忠诚；当他晚年社会主义破产，发现抵抗斯大林，会危及社会主义时，他就开始赞美斯大林。从抵抗到顺从，从保守到激进，那条贞洁带不脱自落。
索尔仁尼琴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儿女，对要吃掉他们的革命现实秩序的反抗，一家人内部的狗咬狗。并不是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前提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对自由主义立宪政体的“超越”之上，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理想。
索尔仁尼琴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可能就是苏联扩张中显示出来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呈现的。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抵抗斯大林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应该在他身上，正如他说，有了一个作家，就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他可能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只是没有掌权，或者没法掌权。
索尔仁尼琴的想法，如果放到中国语境下，就是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索尔仁尼琴早期被认为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后来随着思考“深入”逐渐回归东正教传统。与新左派文化政治思潮走向，如出一辙。
芙蓉姐姐走红网络，强烈的自恋和丑陋的造型导致。这是一个弱者的社会认同之路，是一种充满奴隶性屈从伦理的东西。可以说，新左派文化政治在西方走红、索尔仁尼琴的世界性影响，与芙蓉姐姐原理是相同的。芙蓉姐姐超出新左派文化政治与索尔仁尼琴的地方，就在于其单纯得没法看出，渴望被强者承认而带来的冲天酸怨。
对现实秩序，一个也不宽容，
1973年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表达了他的道德政治立场，要求放弃社会主义，限制大工业，恢复农业经济，将全体苏联人送到西伯利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建立东正教神权国家，实现道德精神完善。索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之一《伊万·杰尼索维其的一天》，一小半是东正教牧师的布道。他反苏联极权专制，思想资源是东正教神权国家精神和泛斯拉夫主义，而恰恰不是那种被他贬斥为庸俗堕落的“自由主义”。
自恋自大而敏感的文人，才喜欢未经授权就被代表民族和人民，鄙视西方文明。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到精神病院门口的。
这是一些“自囚人”的悲喜剧，以前把自己的道德政治理想投射到西方，以为自己脚下的俄罗斯是丑陋的；到了西方，自己脚下的西方又是丑陋的，而更加丑陋的俄罗斯，却投射成美好的。俄罗斯所谓的伟大作家，举凡到过西方的，大多数是鄙视西方的。以前对西方的评价非常高，到过西方以后立即充满鄙视。
这些人总是无法与现实和解，看不清山是山，水是水。道德政治的理想，造成他们的脑袋心灵是哈哈镜，眼睛是近视眼，还以为自己有一个心灵的天眼。近视眼只能看到脚下的丑陋，和外部世界想象中的精彩。以自己扭曲的哈哈镜为中心，其写出来的小说，不值得一读，都是修道院恶毒瞎子的写作，里面涂满了毒液。谁阅读它，除非有清醒和狠心，才能避免中毒而死。
活的和当下的，都是坏的。死的和过去的，即使过去认为是坏的，也会被索尔仁尼琴当作好的。这只有在精神病院门口徘徊的人，才做得到。芙蓉姐姐和新左派文化政治，也是有资格的。
被苏联驱除处境之后，在欧洲盘桓两年，索尔仁尼琴1976年抵达美国佛蒙特的卡文迪许镇，一住就是18年。然而，对整个西方世界很快就失望了。
1978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随即在6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谴责西方文化的著名哈佛演讲。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讲话中，他将美国称为精神上的矮子，沉于庸俗唯物主义，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缺乏毅力，没有追求。
他通过翻译，用俄语大声宣布，美国人是一群懦夫，几乎没人愿意为了理想去死。他既抨击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软弱，也批评美国的乡村歌曲俗不可耐，而美国新闻界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个人隐私。
索尔仁琴德攻击自由主义崇拜空洞的仪式，即缺乏灵魂但很光滑的法治，并且忽视真正真正有意义的道德和感情忠诚。他还对技术展开攻击，把科学的进化与人类中心论联系起来，并且发出关于启蒙运动灾难性越轨的警告。
《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则认为，此后的索尔仁尼琴“常常被视作反复无常的怪人、君主专制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易怒者”。“许多人西方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招惹了这个人。人们本以为他是伟大的作家以及不服从俄国权威的英雄。”《纽约时报》写道，“然而，他好像要把每个人都狠狠揍上一顿——民主派、世俗派。”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悲凄中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
索尔仁尼琴以《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他看到祖国当下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这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观察，从来只看到过去的鬼火闪烁，当作光明，从来看不到铁屋之外的未来阳光。
1993年9月～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
1994年，他曾到俄罗斯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现实，对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下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 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150到200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
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索尔仁尼琴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 他多次提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迹。
小说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首先写了“红色厂长”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时索尔仁尼琴赤裸裸出面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可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
索尔仁尼琴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红色厂长”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除了渐渐融化在，死去民族罪人的裤档里面，索尔仁尼琴对活的人和眼前的不完美，一个也不宽容。
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开头不点叶利钦的名。可是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强烈暗示叶利钦是造成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叶利钦下台后他在记者问他应不应该追究叶利钦的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
1998年他自费出版的《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非法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
普京上台后，索尔仁尼琴曾与他进行过一次屈膝长谈。对普京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困境，索尔仁尼琴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索尔仁尼琴期待着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文人议政与肮脏的政治现实，一样腐朽。
普京后来的表现令他失望。当他得知要搞一个关于“经济赦免”案，即通过一项关于不追究在此之前盗窃国家财产行为的决议时，他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教训普京说，国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烂的基础”上的，普京应该解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
索尔仁尼琴晚年越来越接近建在茅坑里面的坟墓。《倾塌的俄罗斯》充满斯拉夫民族的高傲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十二月党式的自信，为普京推动民族主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芙蓉姐姐”，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在20世纪的活化石，索尔仁尼琴体现了二十世纪苏联极权社会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的结婚、冲突和离婚。索尔仁尼琴一生体现出来的仅仅是内心的矛盾，非政治的内心矛盾和批判，不过是对既存政治权威的撒娇和调情，不管态度如何激烈，最后达成的政治效果，都是半推半就。
他的道德政治理想与极权的矛盾，与西方价值的矛盾，让他看起来是一个道德上的浮士德，处在永远批判的路上，是一只无脚鸟，一停下来便是死亡。但是这些正是缺乏思想和理想内容的标志。永远批判呈现出来的的高空之气，并不一定是清新振奋的，而极有可能是死亡腐臭的。无脚鸟与道德上的浮士德，并不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那是少数长马褂文人的特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芙蓉姐姐”。
赞美斯大林，要求恢复神权政治，分明是嫁接到20世纪社会主义极权之上的，19世纪批评西方普世自由价值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罂粟。《古拉格群岛》对现实的批判，显示出来其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精神，一种对海市蜃楼吸鸦片般的中毒。而且对泛斯拉夫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老挑重弹的东正教道德政治传道士。原教旨的，总认为掌权的做错了，他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