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和特征就是，资本形成的速度是空前的。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30年代大约是5％，在内战年代要低得多，到1952年上升为10%，l957年上升到20％，l958年高达30％，60年代初开始下降，以后又上升到每年20—25％。到70年代初期达25％或更多一些。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都是很高的增长率。为了保持这种高速度，中国工业部门人员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增加，以便将利润再投资，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1]

与经济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率的增长记录是非常糟糕的。除了恢复因素占突出地位的经济发展的最初几年，总的来说，综合生产率的增长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虽然中国的统计资料还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做出类似的估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产率最好的情况是处于停滞状态。（16-18页）

总的来说，中国生产率的发展状况远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对25个发展中国家20-25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调查表明，其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的作用超过30％。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这些国家，但生产率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发挥了反作用。[2]

从中专家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增加，只有极小部分来自投入的使用效率的增加，甚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主要来自人均物质资本的提高，来自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这种体制过分强调资本积累的增加，忽视了技术革新。而这种发明与刺激的缺乏是这种传统体制所固有的一部分。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3]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运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特点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正是那些生产率急剧上升的经济。日本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方经济就是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持续的迅速提高。因此，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4]（19-20页）

    1.农业生产的循环变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产生的：消费品的供应、轻工业原料的供应、出口能力、积累的来源等。1956年第一个五个计划完成时，农业生产仍占中国国民收入的45％，轻工业所需原料80％由农业供应。在出口物资中，70％以上是农产品及农业加工品。国家收入半数以上直接或间接取自农业。因此，农业对中国的资本形成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农业人口对稀缺的土地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人均农业产量很低，农民的剩余粮食较少，大部分都由农业部门内部消耗了。在这种农业经济中，国民经济活动的总水平就紧密地同农业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变化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耕作方法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技术为主，使得中国农业的产量或多或少地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中国的自然气候并不好，历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水旱灾害．尽管中国在水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成大小水库八万四千多座：但由于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不成套的，未能发挥效益，所以中国农业收成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天时的影响。在第一次经济循环的繁荣阶段，三年丰收(1950、1952、1955年)主要由于风调雨顺所至。

    其次是农业政策的影响，其中包括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率，对农民劳动的刺激，对农业部门的投资等。1953、1956、1964年及l967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农村的商业性活动，如限制或关闭农村自由市场、限制或阻抑副业生产等等，结果往往造成农业生产的衰退。1953年是一个正常的年景，当年水旱灾害极为轻微，但由于中国在年初展开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秋季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结果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致使这一年的农业增长率成为“一五”计划中最低的一年。而1959—1961年的农业衰退，主要因素则是大跃进所致。1962年后农业的逐步恢复，主要原因是农业政策的改变。自1960年起，公社制度逐步得到修正，规模大为缩小，经营管理权限一再下移，由公社而生产大队，而生产小队，直至最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自留地普遍恢复，农村自由市场再度开放，副业受政府公开鼓励。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实际上已回复到l957年，对农民管制大幅度放松，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自1962年起，中国还修改了投资的优先次序，以发展农业为主，这一政策虽未能认真贯彻执行，但1962—1966年这段期间里，中国化肥产量及农机产量都有显著增加。这些都对农业的迅速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示出来。

    1952—1957年间，中国的粮食生产增加了18．6％，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08．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9．8％，对外贸易增长了57．9％。

    1957一l962年问，中国粮食生产下降5．8％，工业生产只增加。l0％。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3％，对外贸易下降l0％。

    1962一l967年间，粮食生产开始回升，工业生产、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也都再度上升。这一时期内，农业增产25％，工业上升82％，国内生产总值上升53．8％，对外贸易上升48．1％。

    可以发现，上述三个时期中，农业生产的增减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之大。l967—1972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开始下降。这5年中，中国的粮食生产只增加6．7％，近乎停滞，但工业生产仍上升90．6％，国民生产总值也上升45．5％，对外贸易上升50％。主要原因是，l965年后，机械工业与石油工业产值有显著增长。而它们与农业关系不大，所以不受农业生产的影响。

1952—1960年期间，农业生产的变动对投资的变动也有很大的影响，两者的相关影响效应约有一年之差，即第一年农业产量导致第二年的投资的增加或减少。例如，1953年及l956年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上升，主要是前一年农业的丰收所致。1958年的大跃进因在1957年农业歉收之后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法，因而导致了1959--1961年的经济衰退。

自1965年后，中国一方面强调农业多种经营，一方面又大规模兴办小型工业。数以万计的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电力站、小机械厂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这些工厂大多利用非农业产品作原料，所以受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由于经济作物的扩展与农村小型工业的建立，逐渐解除了粮食生产对工业发展及对外贸易的制约。所以自1967年后，农业变动的循环已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循环变动。此外，自1966年开始，在中国国民收入的结构中，农业的比重从l966年的43．6％降低到l967年的41％。工业的比重，由38．2％上升到43．3％。在工业净产值中，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到1976年的40.4％。重工业净产值的比重，则由52．8％上升到l976年的59．6％。由于重工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农业生产增长率的关系比50年代进一步削弱了。

2.经济发展政策的循环

经济政策对经济循环的影响是直接而又迅速的。而中国经济政策又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在1976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五计划”时期：l953一l957年所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苏联式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为特征的，主要是将资源集中于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忽视农业及轻工业。投入农业的资金只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7．6％，结果农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粮食供不应求，原料十分短缺，造成轻工业部门设备的大量闲置。工业所能到1957年，农业已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同时，“一五”计划又集中工业资金于资本密集型建设项目，新工业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极为有限。l952一l957年间，中国劳动力增加2000万，而工业部门新增劳动力只有178万人，约占新增劳动力的9％。大部分新增劳动力只能在农村谋出路，造成农业劳动力过剩。为解决农业生产停滞与农村劳动力过剩两大难题，中国改变了经济政策。

大跃进时期：l958--1960年，中国推行了激进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开始重视农业，但又不想放慢工业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势必要从总体规模上扩大投资。因为资金积累有限，中国企图以劳动力代替资本，以政治鼓励、思想动员来创造奇迹。由于政治、策略、技术、自然等各方面的原因，大跃进最终失败，造成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衰退。

    经济调整时期：为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l961—1965年间，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主持下，中国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工业发展全面下马，小高炉大部废除；农业生产被放在首位，大跃进期间由农村新招的二千万职工退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全面紧缩基本建设投资，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比1960年下降80％；采取物质刺激与利润挂帅指导原则。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自1963年起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又开始复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经济政策在中央引起了严重分歧，刘少奇等人主张继续实施新经济政策；而毛泽东则强调政治挂帅。权力与政策的斗争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问，大跃进的许多激进措施开始恢复，如强调思想斗争、群众路线、贬低科技人员、取消企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经济再度陷入混乱。

    新经济调整时期：l971－l975年问，周恩来主管经济，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政策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如灵活自力更生原则，向西方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初步确定四个现代化的方针等，经济又出现恢复的势头。

总之，经济政策的变动导致生产波动，生产的波动反过来又促成经济政策的变动，二者互相促动、互为因果，因而往往强化经济波动的程度，增加波动的频率。

3．政治斗争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经济政策波动的根源在于共产党政权对毛主义理想的认可，这种理想就是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强调人的意志、无私与首创精神等等。这种认可导致采用经济动员的方法。农业的集体化与非农业部门的国有化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政权的动员能力。伴随着集体化和国有化而产生的动员方法及其后果，在经济增长上产生了一种波动发展的倾向。波动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任何一次新的动员高潮都有一种达到临界点的倾向：(1)开始超过政权的组织与官僚能力的承受力；(2)导致由于经济组织的破坏而产生的生产过程的混乱；(3)导致比例失调、紧张和生产过程中的供应瓶颈；(4)产生不利的刺激效应。因此，动员高潮的初始阶段是以增长率的加速进行为特征的，直到投入的增长效应为抑制性的非效率效应所抵消为止。当由此而造成的增长率的减缓为领导人所认识时，便导致了政策的调整、动员步伐的放慢与动员方法的终止。这样，由于刺激与效率效应受到更充分的认识，增长率又开始恢复了。然而当这些效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市场刺激政策受到重视时，就会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即在此之后，由于储蓄率下降，增长率再度减缓。这样，当资本和其他要素开始得到有效地利用的同时，可供应的全部投入量开始减少，以至刺激与效率效应至少部分地被取消了。这一点一旦为计划者和决策者所认识，另一次动员阶段重又开始，于是循环出现了。

这样，经济政策的循环就与权力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能说毛和他的同事没有从经济波动中吸取教训，勿宁说是，由于思想和方法的分歧，他们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不但没有减轻循环的冲动，反而加重了这种冲动。只要毛主义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结果不仅是将经济进一步推进政策波动周期，而且会进一步远离中国的经济现实。如果毛主义的影响减少了，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经济政策的周期特征就会减弱。其他领导人会得出与毛不同的结论，他们会认识到，农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政策的失败。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循环也不大可能消失，因为它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主义决策与价值体系的结构中。（20-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