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配

    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缩小收人差别是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表现出特别高的关注，将此目标放在十分优先的地位上。虽然他们并非总是成功的，但取得的显著成就却是不可否认的。①[1]

    1．由生产关系变革所引起的收入再分配

    所有制关系变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是巨大而迅速的。罗尔(Robert Roll)在这方面作出了权威的研究。他的分析表明，50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大大促进了农村收入的平等，最高阶层的收入减少了20％，而最低阶层人口的收入则大约增加了50％。l955—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又使收入平等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消除了由个人土地规模和质量而产生的收入的不平等现象。

城市的情况则类似。50年代的社会化运动大大地改变了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基本上消除了财产收人。中国社会的半封闭性质和禁止自由移民，使中国可以不付很高的工资而保留高技术人员。八级工资制决定了大部分就业者的收入。自1956年以来，这种制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6-27页）

当然，工资的数据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分配的情况，因为不能得到每个有收入阶级的具体人数。除此之外，l0：1或20：1的工资和薪水差距中国与美国、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能代表程度非常不同的实际收入差别。在中国房租是微不足道的，极少超过每月收入的2％至4％。产业工人的医疗保健是免费的，而且对工人家属也只收被少的费用。物价是按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定得很低、而对奢侈品则定得很高的原则制定的。这样，物价结构本身含有某些累进的要素，使中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间的实际购买力差别趋于缩小。这种情况又因下面的事实而进一步加强，即由于在消费者的预算中占突出地位的生活必需品是定量供应的，这就使高收入阶层也不能出高价买走。[2]（29页）

4．城乡收入差别

同解放前相比，城乡收入差别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仍有较大差距。罗尔的研究表明，在50年代，由于允许对生活成本差别给予补贴，收入差别并不很大，而且，l952—1957年期间，工人和所有雇员的实际工资虽然提高得很快，但l957--1972年间只是略有增加。同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几乎提高了65％，而工业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价格却只增加了不到15％。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导致了城乡平均收入差别的缩小。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医疗教育人员与设施等。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了。一般来说，农民的月收入相当于城市工人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因为，有些政策是在扩大这种差别，如农业领域的投资仍保持较低的比率，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移，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且城市服务的不断提高等。总起来说，这些因素的影响大于那些趋于降低这些差别的因素的影响。[3]

总之，虽然中国在追求平等目标时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平等。一个人在旅游中国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可以看到贫穷，但看不到通常和剥削联系在一起的悲惨和苦难。人们吃得饱穿得暖，无论是男是女，在穿着方面几乎没有差异。这与印度或亚洲其他地区穿着上明显可见的贫富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专家们普遍承认，“在毛泽东的统治时代，中国穷人的处境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得多。”

    (二)物价与就业

    在80年代以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大多数中国经济专家对中国在物价稳定和就业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艾克斯坦指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追求稳定。中国实现了政府预算平衡，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都纳入国家总的预算计划。中央政府还改革了税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连朝鲜战争也未引起通货膨胀，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通货的信用贷款政策。我国工资稳定，物价稳定，币值稳定。因此可以说，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货币、财政和价格的稳定。（29-30页）

在价格政策方面，中国与苏联不同，它对价格的控制要严得多。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对人口流动和职业转换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而且由于缺乏独立的工会，提高工资的压力不大。l928—1932年，苏联粮食生产下降，供应紧张，促使工资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国在1959--1960年和l962年也经历了类似的农业危机，尽管食品短缺，但因家庭购买力也同时下降，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苏联相应的时期来得缓和。这并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通货膨胀，而是说，中国的工资和零售价格的增长都很缓慢。总而言之，中国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就，如果用这个国家过去的经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历，以及当前世界上泛滥的两位数子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拉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了——的情况来考察，就会给人们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就连战后的西欧和日本也不如中国。[4]

但是，物价稳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即生活水平的停滞和体制的僵化。例如，郑竹园指出，过去30年中国推行一套低工资低物价政策。一方面冻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20年未调整工资，一方面实施严格配给制。前者控制社会的有效需求，后者控制物资供应，所以能稳定物价。[5]

普里帕拉指出，在改革前20多年的时问里，通货膨胀不是不存在，而是表现形式不同。通货膨胀由于对价格的严格控制而受到压制，因而它不是以价格上升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失业肯定存在，但采取了隐蔽的形式那样。[6]

    在解决就业方面，中国也取得了成就。50年代初期，在城市地区有明显的失业现象，当时的经济正在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因此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利用。公开失业现象在1960---1962年或1963年期间的危机年份又重新出现。但在其余年份里，中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失业的现象。在农业中有些季节性的就业不足，以及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中劳动力有些浪费或利用率不高的现象，这些是不可避免的。[7]

    郑竹园指出，中国在解决就业问题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1976年以前，部分地由于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如“一碗饭三人吃”，并将二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下放农村等办法，公开的失业基本上避免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下乡青年是一只庞大潜在的待业大军，它只能延缓但决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且为了满足就业需求而牺牲了企业效率，多数企业人浮于事，人员录用常常不考虑技术需要。这种现象归结于许多因素：首先，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而且工农差别一直在持续扩大，这种差别导致城市就业机会供不应求，只能采取行政的强制手段，如禁止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其次，中国主要发展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第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抑制集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8]

(三)生活水平问题

    由于数据贫乏，要对中国的生活水平及其趋势作出严密的估量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部分地和间接地加以阐明。

几乎每一个来访者所看到的中国社会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人已经成功地保证实际收入有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看来是能吃饱穿暖的。由于极少看到极奢侈和极高的生活享受，这种印象就更为深刻了。[9]

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中国的收入平等程度与二、三十年代相比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国有化和集体化必然使l949—1955年或1956年期间的收入分配发生重大的变化。艾克斯坦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纵使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这个再分配，使穷人的消费水平得以很大提高。这样，根据一定但并不是不现实的计算数字以及某些简化的设想，如果占人口5％的最上层居民得到收入的25—30％，而在底层的一半人口只获得l5—20％，那么，把上层的收入减到全国的平均数，就能得到足够的剩余来提高投资和消费的水平。经过这种再分配，原先在最上层的5％的人将只获得国民收入的5％，而底层一半的人口将获得30-40％。这样，从30年代到50年代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有少许的增长，也就是增长l0—15％来吸收额外的投资，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就能够提高一倍。[10]

这表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可能在1933-1952年期间稍有下降，而到了1957年则超过了过去的水平。自此以后，除若干中断外仍然继续上升。结果，到1974年就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大约90%以上。这说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必定已经开始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根据这些推测的估计数字，从l952年算起，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量可能已按近于3%的平均年增长率增长，如从1933年算起，则是按1%的速度增长。[11]

    本杰明·沃德也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农村，这一事实反映在消费政策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出现了急剧减少的趋势。然而，在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虽然在计划时期城乡收入比例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说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在改革前20年的时间里，农村人均消费以每年接近2％的速度增长，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政策中是一个重大的、了不起的成就。[12]

    然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是缓慢的(见表1-2-5)。

    1978—1980年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略低于l955～1957午的水平，地区性的贫困普遍存在，与此同时，70年代国家调配粮食的能力已不如50年代；在城市地区，1957年工资冻结以后，到1977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l7％。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劳动力规模的扩大，l952年劳动力的就业率为36·1％，l985年为47．7％，同期的失业率从13．2％F降到l．8％，由此导致了在每个工人的年收入不变情况下人均收入上升了50%。但是，虽然l953—1978年人均收入每年提高6％，实际人均消费每年却只增加了2％。就食物供应而言，人均粮食和食油消费实际下降了，人均肉、糖和服装的消费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任何提高。每年人均产量(实际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4％，而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仅为l．3％。由于长期忽视非生产性投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方米下降到1977年的3．6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到100元。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略好一些，但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到l0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足l0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