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代性反思之神学维度和后学维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总是和谐共处的，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张力。有张力的学术思想才是有魅力的思想，是充满了复杂性和对话性的学术思想。这一点很鲜明地体现在余虹的《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狂欢》、《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和命运？》等学术论文中。在《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狂欢》中，余虹认为，理论过剩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性的那种反思无底线、思想无界限的思想态度，而这种思想态度的根源则是现代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商品过剩’的背后有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在‘理论过剩’的背后有无限扩张的反思逻辑。反思之能无限扩张是因为人弃绝了自身与绝对他者的关联而成了绝对者，无限度的自我繁殖成了思想的唯一方式，换句话说，理论过剩乃是现代人本主义的思想症候。”这并不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抱持的态度，而是现代的建构，来自“我思”的狂妄和膨胀，它是现代思想的成就，但也是现代思想的盲点，是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有关真理与价值的话语绝不是像现代人本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来自绝对的‘我思’，它来自人生存的先在关联，即人与万物的自然关联、人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人与神圣者的价值关联。这种关联既是人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的思想之根。在严格的意义上看，传统社会中没有‘人之思’，因为古人在原始的迷信与膜拜中失去了自己，那里只有大写的自然、大写的他人（君王、英雄、圣人）和大写的神圣者（上帝），而没有‘人’。现代社会将人从原始的迷信与膜拜中解放出来，但‘人’又被迅速地大写，在此没有自然、他人与神圣者，只有大写的人和他的造物，大写的人之思即绝对我思，这种思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思’。真正的人之思只能是在人与万物的自然关联、人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人与神圣者的价值关联中的思，是一种关联到绝对他者的思。”余虹把这种思称为关联到“绝对他者”的思，它是有节制的思而不是狂妄的思：

    关联到绝对他者的思不单是人的行为，而是人与绝对他者互动对话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人对自然、他人和神圣者的聆听先于他的言说。因此，思想的基本姿态是静默与聆听，而不是躁动与独白；思想的基本德性是敬畏与节制，而不是自大与放肆。“理”路绝非心路，“论”语也非人言，绝对他者的存在意味着思想与理论的基本限度与本分，也许，那就是思想之度和理论之度。就此而言，禁忌与敬畏、膜拜与敬拜、迷信与信仰绝不是一回事，体察并把握其中的微妙差异乃是重建思想与绝对他者之生存论关联的前提。

余虹甚至断言：“现代人本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现代样式，它制造了一个致命的幻象：绝对他者的虚无。在现代人本主义的肆掠之下，现代人远离了绝对他者，也远离了思想之根，这使现代理论活动成为无根的绝对我思。因此，理论过剩的问题绝不是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思想伦理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克守理论道德来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理论过剩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命运，它与现代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与绝对他者在现代思想活动中的隐匿和缺席有关。”

严峻的问题在于：由于后现代的思想态度仍然是、甚至更加是一种反思无止境的态度，所以，比之现代，后现代同样甚至更加盛产理论，后现代时期才是理论的狂欢时期。因此，如果把上述反思路径进一步深入展开，余虹应该会走向对于后现代或后学路径本身的反思。如果说现代性蕴含了虚无主义的因素，那么，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反思现代性（理性、人文主义等）本身也具有虚无主义的特点，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无止境立场的继续甚至极端化，尼采、福柯等人可以把现代性的问题诊断得很深刻，但是他们或者更深地陷入虚无主义，一种以身体为本位的虚无主义，或者回到更极端的审美现代性立场，两者本来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于解救现代性的困局可谓无能为力。在这个视野下，宗教和神学的思路显示了自己的意义和力量，至少从理论的层面上说，宗教和神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才挖到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之根上，并且提出了与现代性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文明路向。

在《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中，余虹通过介绍尤金·诺思、科罗斯比等学者的研究，同时结合自己对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虚无主义思想，清理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虚无主义，指出现代虚无主义的最隐蔽形式就是“用生命对抗上帝”，同时分析了施特劳斯等人对虚无主义的反思和抵抗，明确表示自己在尼采、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之间“更愿意靠近后者（施特劳斯）”。如果我们把余虹对于海德格尔、福柯等人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心仪，[i]与他这篇文章中对施特劳斯反历史主义立场的肯定结合起来解读，将是饶有趣味的。走向施特劳斯可以说是余虹后期思想转向的明确信号，他对“自然正当”“天理”“良知”等的回归很明显与尼采肇始的后学以及同样由尼采肇始的现代虚无主义分道扬镳了。可以期待的是，如果余虹继续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他的学术思想将会出现重大转变；同样可以预言，这个转变将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毕竟余虹这么多年沉浸在后学之中，后学的虚无主义不可能不对他产生深刻的乃至知命的影响。阅读《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可以明显感到，虽然余虹声称在尼采与施特劳斯之间他“更愿意接近后者”，但是他描述、解读尼采虚无主义思想时的那种汪洋恣肆，与描述施特劳斯反虚无主义立场时的那种简单局促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窃以为一个不是在骨子里深刻认同尼采的人，在描述尼采的时候很难达到这样一种文体上、笔法上（而不是干巴巴的观念上）出神入化的境界。一个在反思无止境的后学精神中淫浸既久的人，能够回到“天理良知”的“自然正当”么？我不敢说不可能，但我敢说很困难，因为在经历了后现代和后形而上学对“自然正当”的解构与洗礼之后，返回神学的路径毕竟要克服相当巨大的知识难题与思想难题。我想余虹如果不是走的这么匆忙，他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或许会继续致力于解开这个思想难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