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还是从这个角度讨论一些问题。其实我演讲的主题应该叫做“培养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其实关注的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想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恰当的时刻，就是改革开放30年，对这30年的重温，对历史的回顾是我确定未来坐标的重要途径。我们之前在南京探讨的时候也有一个主题叫做“回顾和重温”，我想这是我们新的出发的前期。
回顾本源的教育，我自己归纳了一下，包括哪些回归呢？首先是回归常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理想的学校？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变得格外的模糊不清。上海有一位老教育家叫李辛未，他讲过一句话，我们学校是上学校，而不是上宾馆，校长要像校长，而不是像老板。今天我们很多的学校，校长甚至连自己的老师都不认识了，著名的中关村三小，有6500个学生，是一所超级小学，最近因为贪腐大案闻名一时，他们非法集资达到一个多亿。所以，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学校需要搞清楚。
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同样也要搞清楚，今天我们高等学校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形象、功能都更加模糊，高等学校应该像高等学校，大学不是商场，其实很久以前蔡元培先生对北大的改造也是回归这个本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高等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培养官员的机构。
第二个要回归教育规律，按照人才培养规律来办教育。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对创新型人才、对创造性成果、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口号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遥远。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准则、教育规律和原则置之脑后，比如我们自古以来的教育智慧，“循序渐进”这样的概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消失了，我们希望一个儿童三岁就开始学新东方，甚至一两岁就开始学，六七岁最好就能游过海峡，这些教育已经成为残害儿童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一句蛊惑人心的口号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的观点是起跑线上的争分夺秒只有对刘翔是重要的，而对一个孩子，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比赛，晚三五秒甚至晚三五年，没有任何重要性。
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远，包括我们应该确定未来的方针，个性化的问题，我们50年代初确定的教育发展目标，正在今天教育中沦为全面发展平庸发展的现实，在这么一个概念当中，个性化从来没有应有的地位。
第三个是回归现实，或者说回归问题。对我们所有理想、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几乎都是从宏大的高远的理想出发的，包括创新型人才等等，而不是从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出发的，不是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政策，这导致我们口号越来越响，而我们离这个现实越来越远。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教育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如果不得到实际的解决，不进行实际的面对，我们创新的口号只是一个无源之水。
今天在我们高等教育领域也面临特殊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现实问题，首先我们教育对象已经完全改变了，80后，90后，他们与他们前一代学生是完全不同的。去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公布了一个调查，35%左右的学生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对学习的专业没有兴趣，你怎么可能希望他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或者取得创造性的成就呢？可惜学习自由这种概念在高校改革当中还没有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同时很多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学科专业，或者说“用非所学”的问题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尤其是那些结构性的过剩的长线专业，包括法学、新闻学等等，如果很多学生明白我毕业之后根本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怎么指望他们努力学习呢？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如何把我们新东方培训的经验用到提高传统文化的教育，提高母语的教育上面，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回归学校，回归学生。我们的政策80%-90%都是为政府服务，真正为了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国外高等教育的研究主体是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像我们新东方的管理是重视教师本位，学生本位，他们有这么一个高度的价值基础，而对高等学校而言，回归到学生本位，教师本位，仍然是一个高的目标和很遥远的理想。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重温高等教育的精神，有很重要的意义，最近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之争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主张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很好的这一派，以杨振宁为代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很糟的这一派以钱学森为代表，钱学森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没有一所大学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他说的是没有一所大学，同时他说如果中国高校不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社会发展将至少后退20年，这又一次呼应了我刚才的主题。
那么在我们今天回顾，或者盘点我们教育资源、改革经验的时候，我想我们至少有这么几个资源：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文化的传统资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传统，五四教育的资源。我们讲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实现，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八十年代的改革资源。今天我们讲一句，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现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或者说中国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是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在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系改革，教育体系改革这几个改革突出了体制改革的主题，使体制改革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在教育领域出现了非常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的教育家，创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典范。比如当时华东科技学院，现在叫华东科技大学，在老院长的领导下，在培养人才、创新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事实上华东科技大学在七十年代末就突破了干扰，从全国各地吸收了其他高校不敢吸收的学生，成为他们八十年代的重要资源。另外上海先锋大学，在邓书记的领导下开始改革，把教师工资差距拉开，可能差个三块钱到五块钱，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同时他们吸引了香港商人的钱建了一所图书馆，也成为引起全国的轰动事件。又比如罗校长领导的深圳大学，在1983年建设，他们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的教育体制改革，实行了党委治党，校长治校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当时全国的大学，像当年的爱国青年一样，到深圳去学习，在深圳的所见所闻真是难以想象。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久以前采访过罗校长，我说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环境还是比较保守的情况下，你们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出现了深圳大学这样的案例。罗校长说，很难说当时社会气氛比现在更差。这个话说得很对，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全社会改革开放的氛围，或者改革的动力，仍然好于现在，刚刚从文革灾难当中走出来，整个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具有强烈变革现状的动力。而今天我们更多的人沉醉在大好形势中，所以对八十年代的重温，首要一点就是要重新焕发改革的精神，重新建立我们的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凝聚改革的动力。对教育改革而言，我们看到医改、房改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至今没有教育改革的方案，好在上个月开始，国务院已经确定了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这么一个任务，明年将展开讨论，这一个重要契机。
然后第二个方面，八十年代改革留给我们重要遗产不仅仅是教育改革优先，而是体制改革优先，这对今天而言，重新强调体制变革，体制创新价值是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事实上这是我们呼吁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前提，无论是对好大学经验的吸取，还是世界先进大学经验的吸取，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而不是目前短平快的优惠政策可以制订出来的。而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果，近年来也有一些突出案例，比如香港科技大学，1992年建立的，他已经在很多方面进入到了亚洲优秀的方面。比如印度理工学院，有60年历史，也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最优秀大学之例，还有90年代建立的中欧科技大学，也已经进入到了世界优秀大学之例。
八十年代改革第三个重要经验是教育家办学，在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是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八十年代就能够培养出一批大学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前期就是改变，虽然这个目标在今天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今天还没有变成一个现实，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追求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形成两个共识，一个是关于理想和教育的共识，确定我们未来新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的蓝图，这个目标的确定，国务院已经确定了，明年要对教育计划司规划进行公开讨论，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当中能凝聚更多的民间智慧，使这个规划真正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上有所突破。
另外一个共识是对教育改革的共识，尤其是教育体制优先的这么一个共识，让我们明年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我们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民间的教育机构，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动力，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我们正在进行首届地方政府创新的评选，12月初进行第一次颁奖。第二个是企业促进制度创新，我们知道在世界发达国家，企业是促进创新最重要的动力，而我们今天，企业的社会责任几乎还没有扩展到教育层面，企业对于教育决策，教育模式，大学的人才培养基本上是旁观者，这是一个亟待培育的功能。第三个就是NGO促进制度创新。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新东方和在座各位都是有很多的契合点，共同努力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