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农村建设业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的各种主张进行冷静的讨论。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以提高农民的非物质福利。

关键词：农民增收；文化建设；非物质福利；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之前的“新乡村建设”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以研究、讨论和零星的乡村建设试验为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新乡村建设开始为学界、政界所广泛关注，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赋予“新农村建设”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将之纳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建设新农村成为党和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

当前，新农村建设业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既然已成为一种话语，便有追随话语者、论证话语者也有制造话语者，而这在促进新农村建设蓬勃开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认识上的种种混乱，并不可避免地会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造成损害。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主张和争论做一梳理和讨论，以澄清认识，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开展。

一、 农民增收与乡村文化建设

就当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经济学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学者主张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有的学者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并且进行了试验，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温铁军、何慧丽等人进行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试验，何慧丽等人正在北京帮助试验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卖大米；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通过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建设农村老年人协会等方式，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之效果，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社会人类学学者，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贺雪峰等人进行的农村老年人协会试验。而就当前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赣南模式”的江西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以“五新一好”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即新村建设，[1]就笔者在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来看，村庄整治的确大大改善了村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新村建设，“赣南模式”很快遭到了质疑，虽然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但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如何开展，各地还正在探索之中。

笔者从2003年开始参加有关机构在湖北农村进行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对新乡村建设逐步有了自己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理解，就农民增收与乡村文化建设两种新乡村建设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在笔者看来，促进农民增收和村庄整治的着眼点是提高农民的物质福利，而乡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却是增强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提高农民的非物质福利。笔者参加的湖北洪湖和荆门两地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就是从文化入手，以提高农民非物质福利为目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荆门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成立了腰鼓队、健美操队以及其他文艺表演小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文艺表演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在表演时显得非常投入，80岁的老太太还能高歌一曲，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日常性活动有看电视、下棋、打牌等，每月有两天是“法定”的活动日，全村的老年人在这两天都要参加活动，有文艺表演，也可以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全村老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协会建设还激活了当地的文化（文艺）资源，在文艺活动中，一些文艺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贺集村老年人协会负责文艺表演的副会长是毛泽东时代文艺宣传小分队的骨干，能自编自演皮影戏和花鼓戏，他还是荆门市农民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在他的指导下，他们自编自演了很多具有乡土气息的小品、相声和歌曲，他们也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这就会对整个村庄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重建或者强化了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使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而这正是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 为什么要提高农民的非物质福利

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即提高农民的非物质福利，在老年人协会试验的负责人贺雪峰教授看来，是当前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2]而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

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要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实践，重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仅怀疑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且还往往会对提倡者怀有道德上的疑问，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农民为什么就应该过那种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到农村去生活。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式的发问确实是将之过于简单化了。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是文化建设，而非经济建设，对于这一主张，笔者更愿意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必要与可能。[3]

首先，中国产业大多处在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则大大限制中国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当前新乡村建设的约束性条件；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当今世界的资源总量及其分配问题，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光美国就消费了几乎一半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最后，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表现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核，也就是要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即费孝通所讲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4]

三、 提高农民非物质福利的意义

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意在通过多种形式的交往和文化活动，来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感，从而使村庄生活富有意义，也就是说，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满足，不是在消费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而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和文化娱乐中来实现的，从而达到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消遣”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满足，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费老称之为“闲暇经济”，而非西方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消费经济”。但在当代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为敌”的观念所取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农村和农民在生活意义上的主体性缺失，麦田的守望者开始对自己的守望变得没有信心，这就迫使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更是一种战略选择和文化自觉。

所以，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非物质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价值也是最具操作性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想重塑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农村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