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鲜有不讨论三农问题的，这缘于三农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成为世纪之交最具吸引力的公共话题。知识界的讨论自然会溢出学术场域，受到世人的关注和追捧，而其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则在制造和扩大学术市场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当前三农大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进入了学术场域。由此，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就显得异常热闹，问题纷繁复杂，观点异彩纷呈，让人顿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学界无疑是当前三农大讨论的主力军，是主要的话语制造者。各个学科进入农村研究自然有其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具体进路。政治学进入农村研究，首先是缘于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的推行，对乡村民主乃至国家民主前景的憧憬，让政治学学者激动不已，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提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然而，正是重心下沉后的农村调查研究，使他们开始读懂民主的神话，于是便放弃了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而更多地关注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乡村治理”便成了当前农村政治研究的主题。
经济学的农村研究以土地问题为其主要切入点，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讨论把经济学的农村研究推向深入，而当前土地政策的“模糊”和农村问题的依然严峻，则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当政治学的农村研究放弃了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时，经济学的农村研究则日渐放弃了土地制度设计的效率价值，规模经营的神话已被细致的实证研究所证伪，但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则一浪高过一浪，却不再是为了追求规模化经营，而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而此一主张就进一步要求民主化的村民自治来配合它，于是，“土地维权”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谋下变成了当前农村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费老的《乡土中国》在今天依然值得品味，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核心论题，乡村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便成为农村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社会学本身是现代性之结果，但社会学的农村研究还是试图揭示出当下中国农村之外在形貌与内在机理，而固有的现代化之偏见却总是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的研究，农民工也曾经成为研究热点，“消灭农民”的主张在社区到社会的连续统中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在世纪之交的三农研究中，以上三驾马车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而法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文学也没有放弃对农村的关注。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对穿行在法条中的法学研究无疑会产生吸引力，而“国家法/民间法”则将法学的农村研究变成了一种学理性的探讨；而历史学则以其一贯的扎实和深邃关注着农村，试图借助历史学的想象力为当前的农村研究提供一种深邃的思考，“黄宗羲定律”既是一例，自然，也有不讲历史的历史学学者；而人类学则为上述各个学科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农村图景，它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理解和关怀，而对“治理”和“政策”，它向来是敬而远之；乡土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战场，当前的农村也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或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国农民调查》让人拍案而起，但三农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冷静下来细细研究。
在当前学界的农村研究中，无论哪一个学科，不管什么农村问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调查研究或曰经验研究成为主导性的研究取向。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给上述学科的农村研究重新归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农村和农民主位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为解释性的学理探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史学的研究多属此类，二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这类研究中有学理探讨，但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农村研究多属此类。也有一些个案研究，比如政治学的个案，是探讨的对策问题，从一个个案村就试图得出具有面上意义的对策性结论，恐怕是有问题的。在笔者看来，个案村调查研究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学理性的解释，或者中观层面的概念提炼。
观照当代的农村研究，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不能不提，它们在农村研究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为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所吸纳，对农村发展和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还有地方上的各类政策研究机构，这类机构中的研究者从事的不是学理性的研究，而是对策性的政策研究，但他们也受到了学科训练，受到了当前学界主流话语的影响，他们穿行在理论与政策之间，而理论对他们来讲则是实用主义的研究工具，他们不去深究理论的来龙去脉，却接受了理论所固有的前提性预设，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农村调查和研究结论，极易导致据此制定的农村政策偏离农村实际。从研究方法来讲，他们也采用个案观察与问卷调查，尤其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
在当前的三农大讨论中，新闻媒体的力量也绝对不可忽视。新闻记者的农村调查也非常有特点，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典型调查，其职业敏感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抓”出一些问题出来，而且他们有影响舆论的能力，他们的调查就往往会放大事实和问题的某些方面，并且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他们与学术界的互动也比较多，他们一般比较喜欢引用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学界研究有时候也直接采取记者的报道作为材料，而某些学者的研究则也成了一种新闻式的调查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炒作和吸引眼球的特点。
自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后，乡镇干部在当前的三农大讨论中显得
尤为醒目。他们工作在三农第一线，是国家涉农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三农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鲜活的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到当前的讨论中来，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并无专门的调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三农问题的亲历者，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也受到当前学界的影响，接受了主流话语的前提性预设，以致他们对三农问题的发言，在逻辑上也会出现种种断裂。
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是，一些与三农问题联系不大的人士也加入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中，难道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抹不去的乡土情怀？其实，只要我们查一下当今城里人的祖宗三代，便会发现十有八九是从农村出来的，并且很多人还和农村的亲人保持着联系，这样，他们对农村问题的感受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他们的体验却是个人化的，是不完整的，他们就凭着自己的已有的对农村的一点记忆和体验加入到了“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社会氛围中，而他们则构成了当前三农大讨论中的一个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势必会影响到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生产。而我们的学术生产者，在做农村调查的同时，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和判断。
这样，在当前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农村研究中，有两点显得最为重要：一是立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前学术性的问题，但却是当前三农研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最为典型的说法是，农民问题是权利问题，而学者的研究就要维护农民的权利，为农民说话，这样一来，就把严肃的学理探讨变成了一个道德话题，变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道德论证，由此，三农研究也就成了一种道德话语。讨论者动辄就把问题探讨转换成了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发问，而很多三农研究者也动辄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或者主张让农民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为维护农民权利鼓与呼，从而在三农讨论中凭借着一种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就大胆地对三农问题乱发言，胆子之大决非一个严谨的学者所能想象的，不但会误导民众，还会误导政策，给基层添乱；二是方法，当前三农研究中的道德话语，非常有特点，从学理上来讲，理想状态的道德式论证是与现实主义的实证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从学理上来讲，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我们何以要不满于当前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呢？因为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只是利用了道德式论证的优势，却没有坚守道德式论证的边界，而对现实问题乱发言。为了克服这一指责，这种道德式的农村研究还寻找到了增强自己合法性的武器，就是农村调查，尤其是一般人包括学者所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是价值先行，道德式发问，而用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来加以论证，使自己的观点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从而是可依赖的，这样一来，道德话语就披上科学的外衣，是那样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和不容置辩。
既然如此，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讨论几个问题，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农
村做调查，对当前的农村研究还是有所了解的，首先，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就一定是科学的吗？我们姑且承认这类研究本身的可信度和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就先来看看这类调查是怎么完成的，是不是严格按规范操作，有没有考虑人的因素，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是有着自己的感情、想法和意愿的人，有没有考虑到情景和情绪对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影响，这些都是问题。另外，调查员按设计好的问卷做调查，他能完整地理解设计者的意图和理论根据吗？他能独立发现与原设计不一样的情况而反馈给设计者吗？调查者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粗心抑或故意而影响调查数据，据我所知，很多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一般是派自己的学生或调查员去做的，学生或调查员并没有理论方面的足够准备，而只是在问一个个与自己无关的数据，不耐烦的情绪极容易产生，并且肯定会影响被调查者，从而影响整个的调查数据，整个过程下来，这样的误差不知会放大多少倍，正如费老所批评的那类社会调查，调查员竟然把grain和rice的中文所指混为一谈，从而严重影响了数据收集和后面的判断，还有一种因素，其实是一种非学术性的因素，就是很多调查者会因为枯燥的数据、差不多一样的提问和回答而产生情绪，在问了几个人之后，他就可能会替被调查者想好了或者预设了答案，更有甚者会亲自操办，问了10个人，他自己就可以填其他90份的问卷了，这样的调查不能不让人吃惊，可经过科学的统计分析工具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却是科学的，尤其是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的调查者还喜欢好为人师，“教育农民”、“启蒙农民”的理念太重，而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农村的真实世界。
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它的研究工具是各种精密仪器，精确度非常高，它的分析对象也是没有感情的物，而这依旧不能避免会出差错，一个数字、一个小数点、一个字母都会影响整个结论，整个的实验和计算可能都要推倒重来，即使不出差错，正常情况下，也会有误差，而我们那些使用定量方法的农村研究者们，却又有什么理由那么自信呢？况且观察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筷子放到水里也会变弯，你能说那根筷子是弯的吗？
进一步来讲，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是科学的又怎么样呢？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方式罢了，有研究揭示，宗教和科学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很重视经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从笛卡儿的身心二分、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直到今天的复杂性研究和非线性动力学，范式革命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就连科学的最正宗的继承者们也一再改变着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对科学的拜物教有了应有的警惕，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不是绝对的，而充其量是一种概率式的成立。而牛顿等自然科学家最后回归神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亵渎，而是昭示了科学的另一种精神气质。
由此，虽然社会科学的方法大多是从自然科学那里来的，但其主流却并没有与自然科学一起前进，而是还停留在牛顿经典力学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阿基米德说，在宇宙中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而后来的研究则表明，用杠杆只能省功而不能省力，是用时间换空间，阿基米德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将地球撬起可以测量的高度。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却说，给我一张问卷，我就能解释整个世界，真是比阿基米德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客观性和精确性是其最大的特点，由此带来人们对它的信赖。精确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绝对误差，左右于精确值测量结果；精确性又是一种相对误差，与人们的主观性相联系，科学是人做的；从前提性层面上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的规则和法则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完整地解释这个客观世界，总结规律只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世界。
当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科制度建构起来之后，她的发展也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逻辑，所谓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也伴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近代，有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并以法国涂尔干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而取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主导性范式，而在当代，这种实证主义的遗产在美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也是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而美国的经济地位使她有资源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量化调查，并将之发展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支配性范式，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大陆的学术研究，则呈现出了与美国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景象，也就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笔者在这里并无意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只是想对当前农村研究（是广泛意义上的，即三农大讨论）中的调查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学界能就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厘清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
学界无疑是当前三农大讨论的主力军，是主要的话语制造者。各个学科进入农村研究自然有其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具体进路。政治学进入农村研究，首先是缘于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的推行，对乡村民主乃至国家民主前景的憧憬，让政治学学者激动不已，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提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然而，正是重心下沉后的农村调查研究，使他们开始读懂民主的神话，于是便放弃了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而更多地关注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乡村治理”便成了当前农村政治研究的主题。
经济学的农村研究以土地问题为其主要切入点，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讨论把经济学的农村研究推向深入，而当前土地政策的“模糊”和农村问题的依然严峻，则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当政治学的农村研究放弃了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时，经济学的农村研究则日渐放弃了土地制度设计的效率价值，规模经营的神话已被细致的实证研究所证伪，但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则一浪高过一浪，却不再是为了追求规模化经营，而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而此一主张就进一步要求民主化的村民自治来配合它，于是，“土地维权”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谋下变成了当前农村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费老的《乡土中国》在今天依然值得品味，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核心论题，乡村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便成为农村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社会学本身是现代性之结果，但社会学的农村研究还是试图揭示出当下中国农村之外在形貌与内在机理，而固有的现代化之偏见却总是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的研究，农民工也曾经成为研究热点，“消灭农民”的主张在社区到社会的连续统中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在世纪之交的三农研究中，以上三驾马车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而法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文学也没有放弃对农村的关注。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对穿行在法条中的法学研究无疑会产生吸引力，而“国家法/民间法”则将法学的农村研究变成了一种学理性的探讨；而历史学则以其一贯的扎实和深邃关注着农村，试图借助历史学的想象力为当前的农村研究提供一种深邃的思考，“黄宗羲定律”既是一例，自然，也有不讲历史的历史学学者；而人类学则为上述各个学科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农村图景，它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理解和关怀，而对“治理”和“政策”，它向来是敬而远之；乡土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战场，当前的农村也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或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国农民调查》让人拍案而起，但三农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冷静下来细细研究。
在当前学界的农村研究中，无论哪一个学科，不管什么农村问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调查研究或曰经验研究成为主导性的研究取向。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给上述学科的农村研究重新归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农村和农民主位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为解释性的学理探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史学的研究多属此类，二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这类研究中有学理探讨，但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农村研究多属此类。也有一些个案研究，比如政治学的个案，是探讨的对策问题，从一个个案村就试图得出具有面上意义的对策性结论，恐怕是有问题的。在笔者看来，个案村调查研究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学理性的解释，或者中观层面的概念提炼。
观照当代的农村研究，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不能不提，它们在农村研究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为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所吸纳，对农村发展和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还有地方上的各类政策研究机构，这类机构中的研究者从事的不是学理性的研究，而是对策性的政策研究，但他们也受到了学科训练，受到了当前学界主流话语的影响，他们穿行在理论与政策之间，而理论对他们来讲则是实用主义的研究工具，他们不去深究理论的来龙去脉，却接受了理论所固有的前提性预设，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农村调查和研究结论，极易导致据此制定的农村政策偏离农村实际。从研究方法来讲，他们也采用个案观察与问卷调查，尤其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
在当前的三农大讨论中，新闻媒体的力量也绝对不可忽视。新闻记者的农村调查也非常有特点，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典型调查，其职业敏感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抓”出一些问题出来，而且他们有影响舆论的能力，他们的调查就往往会放大事实和问题的某些方面，并且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他们与学术界的互动也比较多，他们一般比较喜欢引用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学界研究有时候也直接采取记者的报道作为材料，而某些学者的研究则也成了一种新闻式的调查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炒作和吸引眼球的特点。
自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后，乡镇干部在当前的三农大讨论中显得
尤为醒目。他们工作在三农第一线，是国家涉农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三农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鲜活的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到当前的讨论中来，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并无专门的调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三农问题的亲历者，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也受到当前学界的影响，接受了主流话语的前提性预设，以致他们对三农问题的发言，在逻辑上也会出现种种断裂。
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是，一些与三农问题联系不大的人士也加入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中，难道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抹不去的乡土情怀？其实，只要我们查一下当今城里人的祖宗三代，便会发现十有八九是从农村出来的，并且很多人还和农村的亲人保持着联系，这样，他们对农村问题的感受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他们的体验却是个人化的，是不完整的，他们就凭着自己的已有的对农村的一点记忆和体验加入到了“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社会氛围中，而他们则构成了当前三农大讨论中的一个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势必会影响到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生产。而我们的学术生产者，在做农村调查的同时，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和判断。
这样，在当前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农村研究中，有两点显得最为重要：一是立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前学术性的问题，但却是当前三农研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最为典型的说法是，农民问题是权利问题，而学者的研究就要维护农民的权利，为农民说话，这样一来，就把严肃的学理探讨变成了一个道德话题，变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道德论证，由此，三农研究也就成了一种道德话语。讨论者动辄就把问题探讨转换成了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发问，而很多三农研究者也动辄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或者主张让农民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为维护农民权利鼓与呼，从而在三农讨论中凭借着一种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就大胆地对三农问题乱发言，胆子之大决非一个严谨的学者所能想象的，不但会误导民众，还会误导政策，给基层添乱；二是方法，当前三农研究中的道德话语，非常有特点，从学理上来讲，理想状态的道德式论证是与现实主义的实证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从学理上来讲，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我们何以要不满于当前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呢？因为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只是利用了道德式论证的优势，却没有坚守道德式论证的边界，而对现实问题乱发言。为了克服这一指责，这种道德式的农村研究还寻找到了增强自己合法性的武器，就是农村调查，尤其是一般人包括学者所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是价值先行，道德式发问，而用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来加以论证，使自己的观点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从而是可依赖的，这样一来，道德话语就披上科学的外衣，是那样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和不容置辩。
既然如此，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讨论几个问题，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农
村做调查，对当前的农村研究还是有所了解的，首先，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就一定是科学的吗？我们姑且承认这类研究本身的可信度和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就先来看看这类调查是怎么完成的，是不是严格按规范操作，有没有考虑人的因素，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是有着自己的感情、想法和意愿的人，有没有考虑到情景和情绪对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影响，这些都是问题。另外，调查员按设计好的问卷做调查，他能完整地理解设计者的意图和理论根据吗？他能独立发现与原设计不一样的情况而反馈给设计者吗？调查者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粗心抑或故意而影响调查数据，据我所知，很多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一般是派自己的学生或调查员去做的，学生或调查员并没有理论方面的足够准备，而只是在问一个个与自己无关的数据，不耐烦的情绪极容易产生，并且肯定会影响被调查者，从而影响整个的调查数据，整个过程下来，这样的误差不知会放大多少倍，正如费老所批评的那类社会调查，调查员竟然把grain和rice的中文所指混为一谈，从而严重影响了数据收集和后面的判断，还有一种因素，其实是一种非学术性的因素，就是很多调查者会因为枯燥的数据、差不多一样的提问和回答而产生情绪，在问了几个人之后，他就可能会替被调查者想好了或者预设了答案，更有甚者会亲自操办，问了10个人，他自己就可以填其他90份的问卷了，这样的调查不能不让人吃惊，可经过科学的统计分析工具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却是科学的，尤其是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的调查者还喜欢好为人师，“教育农民”、“启蒙农民”的理念太重，而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农村的真实世界。
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它的研究工具是各种精密仪器，精确度非常高，它的分析对象也是没有感情的物，而这依旧不能避免会出差错，一个数字、一个小数点、一个字母都会影响整个结论，整个的实验和计算可能都要推倒重来，即使不出差错，正常情况下，也会有误差，而我们那些使用定量方法的农村研究者们，却又有什么理由那么自信呢？况且观察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筷子放到水里也会变弯，你能说那根筷子是弯的吗？
进一步来讲，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是科学的又怎么样呢？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方式罢了，有研究揭示，宗教和科学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很重视经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从笛卡儿的身心二分、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直到今天的复杂性研究和非线性动力学，范式革命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就连科学的最正宗的继承者们也一再改变着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对科学的拜物教有了应有的警惕，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不是绝对的，而充其量是一种概率式的成立。而牛顿等自然科学家最后回归神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亵渎，而是昭示了科学的另一种精神气质。
由此，虽然社会科学的方法大多是从自然科学那里来的，但其主流却并没有与自然科学一起前进，而是还停留在牛顿经典力学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阿基米德说，在宇宙中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而后来的研究则表明，用杠杆只能省功而不能省力，是用时间换空间，阿基米德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将地球撬起可以测量的高度。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却说，给我一张问卷，我就能解释整个世界，真是比阿基米德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客观性和精确性是其最大的特点，由此带来人们对它的信赖。精确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绝对误差，左右于精确值测量结果；精确性又是一种相对误差，与人们的主观性相联系，科学是人做的；从前提性层面上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的规则和法则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完整地解释这个客观世界，总结规律只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世界。
当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科制度建构起来之后，她的发展也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逻辑，所谓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也伴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近代，有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并以法国涂尔干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而取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主导性范式，而在当代，这种实证主义的遗产在美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也是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而美国的经济地位使她有资源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量化调查，并将之发展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支配性范式，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大陆的学术研究，则呈现出了与美国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景象，也就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笔者在这里并无意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只是想对当前农村研究（是广泛意义上的，即三农大讨论）中的调查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学界能就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厘清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