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多“变化”中，农民工进城应该是影响最为深远、最为广泛的事件之一。数量极其庞大高达1.3亿（2005年统计数）之巨的农民工，是“亦工亦农、城乡两栖”的劳动者。然而，本文所述并非直接指向“农民工”，而是指向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利益相关群体”之一——“留守老人”。
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特点是成年子女至少有一个外出打工不在身边。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兴起。是中国社会人口老年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这个议题进入了媒体和学界的视野中，2005年以来，关于留守老人的研究逐渐升温。
2006年下半年以来，媒体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留守儿童23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人，留守老人1800万人，但是，这个说法很令人怀疑。因为根据常识，留守妇女的4700万人与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1800万，似乎难以匹配，但是目前还找不到另外的说法。
根据对农村现实情况的了解，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2000年“五普”的数据告诉我们，农村平均户均人口规模仅为3.65人。按照一般农村家庭都有2个孩子的实际情况，上述的户均人口规模表示，农村中至少有一半的家庭是核心家庭。也就是说，成年的孩子结婚以后，就会与父母分开居住（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之一可能是，按现行政策，子女分家后可以多得一份宅基地）。因为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为1800万这个数字据说也是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得出的，因此，农村中与儿女分户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在统计数据中就表现为家中并没有“外出流动务工的子女”，也因此而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如果主要以农村“留守妇女”4700万为基准，加上夫妇双方外出而造成的隔代型、空巢型的“留守家庭”，比较保守的计算至少也应该有5000—6000万个农村“留守家庭”。如果每个农村留守家庭平均有1位老人，那么留守老人至少应该为5000—6000万人。
研究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其一，劳动负担增加。留守老人需要全面负责外出务工者的留守子女的生活和学习，还要负责全家人口的农事劳动。其二，子女外出导致留守老人的孤独感增强。特别是很多外出务工者与老人的联系不够，这很容易引起老人的孤独感。其三，生活与疾病照料缺乏。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较差，劳动负担重，有病后没有子女照料的多，无人照料或者无配偶照料占相当比重。其四，社区对留守老人的关注和帮扶不足。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社会交往不足，文化娱乐生活缺乏，从而导致其精神生活的贫乏。
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将有可能主要不是由城市而是由农村来承担。随着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城市中劳动力的缺口会由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后，谁来负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呢？80年代出外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纯粹是为“搞副业挣钱”而进城的，挣了钱回家养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现在流动到城里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挣点钱，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想方设法让子女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这一代人还会回农村吗？但是，“第二代”农民工本身可能在城市中还难以永久立足，年龄大了还得回农村养老。所以，当老龄化高峰到来时，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以及与他们同辈的务农农民，都会遭遇到老来膝下无人的窘困境遇。即使在资金上能够有所准备，但在照料服务和亲情慰藉方面的需要是难以满足的。
现在的留守老人，几乎终身处于被剥夺的社会境遇，而且他们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样的境遇。因此，建议政府考虑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政策，对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实行普遍发放的老年津贴。按2000年的五谱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8809万人，其中5938万人生活在农村，占67%。按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10045万，仍按五普的农村比例67%计算，应有6730万65岁及以上的老人生活在农村。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作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中国7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65岁及以上比例为62%，以此计算得出的数据为4173万人。如果政府为每个70岁及以上的老人每年提供600元老年津贴的话，总共需要资金250.38亿元。如果每人每年为1000元的话，则为413.7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能够基本解决农村老人的生活问题和农村人口转移中的诸多后顾之忧。
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费用解决之后，就可以大力发展农村的老年服务设施，譬如养老院和在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老人服务。老人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费用购买养老机构和社区的公共服务。这样做，还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的问题。
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特点是成年子女至少有一个外出打工不在身边。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兴起。是中国社会人口老年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这个议题进入了媒体和学界的视野中，2005年以来，关于留守老人的研究逐渐升温。
2006年下半年以来，媒体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留守儿童23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人，留守老人1800万人，但是，这个说法很令人怀疑。因为根据常识，留守妇女的4700万人与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1800万，似乎难以匹配，但是目前还找不到另外的说法。
根据对农村现实情况的了解，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2000年“五普”的数据告诉我们，农村平均户均人口规模仅为3.65人。按照一般农村家庭都有2个孩子的实际情况，上述的户均人口规模表示，农村中至少有一半的家庭是核心家庭。也就是说，成年的孩子结婚以后，就会与父母分开居住（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之一可能是，按现行政策，子女分家后可以多得一份宅基地）。因为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为1800万这个数字据说也是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得出的，因此，农村中与儿女分户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在统计数据中就表现为家中并没有“外出流动务工的子女”，也因此而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如果主要以农村“留守妇女”4700万为基准，加上夫妇双方外出而造成的隔代型、空巢型的“留守家庭”，比较保守的计算至少也应该有5000—6000万个农村“留守家庭”。如果每个农村留守家庭平均有1位老人，那么留守老人至少应该为5000—6000万人。
研究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其一，劳动负担增加。留守老人需要全面负责外出务工者的留守子女的生活和学习，还要负责全家人口的农事劳动。其二，子女外出导致留守老人的孤独感增强。特别是很多外出务工者与老人的联系不够，这很容易引起老人的孤独感。其三，生活与疾病照料缺乏。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较差，劳动负担重，有病后没有子女照料的多，无人照料或者无配偶照料占相当比重。其四，社区对留守老人的关注和帮扶不足。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社会交往不足，文化娱乐生活缺乏，从而导致其精神生活的贫乏。
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将有可能主要不是由城市而是由农村来承担。随着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城市中劳动力的缺口会由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后，谁来负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呢？80年代出外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纯粹是为“搞副业挣钱”而进城的，挣了钱回家养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现在流动到城里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挣点钱，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想方设法让子女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这一代人还会回农村吗？但是，“第二代”农民工本身可能在城市中还难以永久立足，年龄大了还得回农村养老。所以，当老龄化高峰到来时，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以及与他们同辈的务农农民，都会遭遇到老来膝下无人的窘困境遇。即使在资金上能够有所准备，但在照料服务和亲情慰藉方面的需要是难以满足的。
现在的留守老人，几乎终身处于被剥夺的社会境遇，而且他们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样的境遇。因此，建议政府考虑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政策，对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实行普遍发放的老年津贴。按2000年的五谱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8809万人，其中5938万人生活在农村，占67%。按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10045万，仍按五普的农村比例67%计算，应有6730万65岁及以上的老人生活在农村。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作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中国7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65岁及以上比例为62%，以此计算得出的数据为4173万人。如果政府为每个70岁及以上的老人每年提供600元老年津贴的话，总共需要资金250.38亿元。如果每人每年为1000元的话，则为413.7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能够基本解决农村老人的生活问题和农村人口转移中的诸多后顾之忧。
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费用解决之后，就可以大力发展农村的老年服务设施，譬如养老院和在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老人服务。老人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费用购买养老机构和社区的公共服务。这样做，还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的问题。